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幹擾破壞。我只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僞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僞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于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于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曆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于一個
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鍾。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我迷惑地望著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問：“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沈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
我呆住了。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你爲什麼要扯謊呢？爲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僞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他的目光那麼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裏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著，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著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挽著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箫。
吳老是我到北京後，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後，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
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可欽”四字。他
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著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著身子。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麼坦誠，那麼切，那麼真摯。注視著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間以木條爲骨，裱著大白紙，作爲間壁。裏邊一半可能是他的臥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占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面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
安身了。房檐下，生著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檐下炊煙袅袅，地上貼著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問他爲什麼居住條件這樣差？
他笑笑，說：“這不是滿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我向他傾述了許多做人和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事的道理。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份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份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麼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爲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爲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北影的一位同志，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爲自己的“老師”——他已經是四十五六歲了。我常于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談的是吳老。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彙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後放到我抽屜裏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裏。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爲吳老當時很信任我，只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爲，究竟誰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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