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戲劇學院的女大學生宿舍。簡直就像東北的“跑
子老客”們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棧。起碼才華橫溢的青年女作家張辛欣，畢業前住的那個宿舍是那樣。似乎根本沒有暖氣，或者有暖氣但壞了，不比外邊的溫度高多少。四張
，兩張空著，光板上堆滿雜七雜八的東西。還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來的，像花卷那種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上。頭一張小桌，可桌面鋪排著稿紙，紙簍裏開滿“雪蓮花”。看來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個牆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盤啦、飯盒啦，工藝品似的在窗臺上擺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還有一個破損了的煙灰缸，裏面大有“內容”。
辛欣那位同學，煞費苦心地在調一臺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電視機，卻怎麼也調不出圖像來。
我和老李幹坐無聊，搭讪著問：“是壞了吧？”她說：“沒壞啊，從家裏搬來前我還看的。”又問：“你們是哪兒的？”
我說：“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問：“北影的梁曉聲你認識吧？”
我說：“那小子是我。”
她仔細地打量著我：“是你？”
我說：“沒錯。”
“天啊！”她說，“我都認不出來你了。”
我問：“你是誰？”
她說：“我是李小龍啊！我和我們老師到你家去過好幾次，你記不起來了？”
我終于記起來了，說：“你也變化很大。”
“胖了。”她說，“我結婚了。”
由女大學生而少婦，質的變化。我當然難以認出她。她複打量著我，憾慨系之地說：“真沒想到三年未見，你就變成這樣子了！第一次見面時，覺得你還可以呀！”我說：“我當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聲。
我九月份剃的光頭，那時十一月份，頭發長出不足一寸，胡子卻經久未刮，荒蕪了滿臉。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塗鉛。穿著一件破“棉猴”，舊皮鞋不系鞋帶，整個一副俗裝恹態的惡和尚形象。變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僅僅是由于當了爸爸，由于剃了光頭，由于病，還由于當了作家。當了演員們的女人，是越變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維持著好看。當了作家們的男人，則注定的越變越不“可以”了。功夫會花在“打扮”稿紙上，自己是什麼鳥模樣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說：“我們多等會兒不打擾吧？”
她說：“沒事，沒事。”
我問：“辛欣情緒如何？”
她說：“辛欣挨批的次數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種“不在乎”。
我說：“不在乎，這是境界。中
的作家，要習慣挨批，泰然
之才好。”
她說：“沒批到你頭上，你才泰然。”
我說：“是啊。別人的孩子被掐死了，總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麼痛不慾生。”
正說著，辛欣回來了。
我將老李介紹給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誠意。她坐下去，默然無聲。
我說：“老李是我朋友，誠心誠意來向你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沈吟良久，方開口道：“曉聲，不是我不講交情，我近來差不多發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編輯部都不敢發，你說我還寫個什麼勁？還他
的寫得下去嗎？”翻弄著桌上的稿紙給我看，又說，“其實倒也不是不想寫了。還想寫，但實在寫不下去啊！一個星期了，寫了還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卻一個階段，思考一些問題，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幹擾地進行思考。”說完，她將桌上的稿紙全部收攏，放入抽屜，鎖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說：“我不逼你爲《青春》寫稿。我來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關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來日方長。作爲刊物負責人，不能作家有難，則疏之，作家揚名，則近之，那就太勢利了！”
老李真好編輯，不愧我朋友。
我們聊了近一個小時，十點後方告辭。夜風瑟瑟中，我們緩緩地走著，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惆怅。當時《青春》也因爲一篇什麼小說，“散布了汙染”，上了簡報。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頂著壓力卻來京專程找辛欣組稿，作爲一個刊物的負責人，這“俠肝義膽”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灘小報記者評論三四流這個“星”那個“星”的語言說——正很“走紅”。然而我也憂郁，我也壓抑，大有“兔死狐悲”的淒涼。因爲我不可能終生扮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歌手”或“鼓手”的角
。我一旦也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說幾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話，哪怕這話是真的，也便會與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了。而一個作家，不，一個人，某些時對某些事，大抵總難免要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的。也總難免要說些什麼使某些人們不大受用的話的。達到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超
則超矣，悠然則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這種“超”和“悠然”中，不複是作家了！文壇從來不是佛殿。要想“超”倒莫如抛棄紙筆去數念珠，遁入空門爲好。
後來有某報的編者來訪，說是要寫篇文章，舉兩位青年作家爲例，梁曉聲代表“正確的”創造道路，張辛欣代表“錯誤的”創作道路。逼我談點“正確代表”的
會，始大厭，進而大怒，不客氣地“送”出門去。
我並不老謀深算，也不願在文壇沈浮中撈取什麼“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種“政治道具”時，便將你高高舉起；緊鑼密鼓一停，便甩手將你扔在臺上，摔你個“仰巴叉”。積成人後之政治常識而非經驗，這一點兒“悟
”還是有的。而某些編者記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爲了職業的緣故也許還爲其他的什麼緣故，卻偏要將你塗了某種顔料，高高地
在什麼幌子上，也忒不仗義了！
再後來，某刊約我寫篇“我與文學”之類的文章。當時心中覺得有那麼多話，似乎不吐不快，便寫了。八千余字，其中有兩千余字談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記述了我與李紀同志深夜訪她歸來時那種心境，那種感受，那些思想。記得其中寫到這樣的話：“辛欣正在思考。我認爲思考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嚴肅的時刻，神聖的時刻，是應當受到尊重的。而幹擾別人的思考，無論以什麼方式，出于什麼動機，良好的也罷，善意的也罷，其實都是討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碼是不文明的行爲。奉勸他們學得懂點禮貌……”
一吐爲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這篇文章當時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慾寄給辛……
京華聞見錄第5節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