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京華聞見錄第6節上一小節]的學生書包中掏出劇本，雙手捧著，鄭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將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內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
赫然醒目地寫著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于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裏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著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爲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
。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著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余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
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像大作這種
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
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理，你只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將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産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內，一並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歸趙”。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我自以爲“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臺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于人，傳诟于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辄：“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
文學藝術的圈子裏，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
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爲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爲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于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于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准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鍾點散會，討論氣氛沈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鍾點在沈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擡起了頭。于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
。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隱藏著我這麼個人。
我讷讷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
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慾使衆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爲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于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于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爲是·他·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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