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i hawthorne，1804一1864)出生于新英格蘭一名門望族，他家世代都是虔誠的加爾文教信徒。他的兩代先祖曾是馬薩諸塞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權力機構中的要人，參與過一六九二年薩菜姆驅巫案及其後的迫害教友派的活動。霍桑一家後來以航海爲業，從事東印度地區的貿易，到他父
這一代，家境已經大不如前。小納撒尼爾四歲時，做船長的父使病死在外，全靠才貌雙全的母把他和兩個
撫養成人。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濃重的加爾文教氣氛，深深地影響了霍桑，使他自幼
格
郁，耽于思考；而祖先在追害異端中的那種狂熱，測使他産生了負罪感，以致人大學後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了一個“w”．表示有別于祖先。從他十二歲以來的日記判斷，他在觀察及寫作上，都是早熟的。
霍桑十四歲時，到祖父的莊園土住了一年。那附近有個
巴果湖，霍桑經常到那裏打獵、釣魚、讀書，充分領略自然風光。據他晚年回憶，他的一生以這段時間最爲自由愉快，而他的孤癖個和詩人氣質。也是在這裏形成的。
霍桑在波多因大學讀書時，深爲同學所推重。他在這裏結識了後來成爲著名詩人的朗費羅，當了總統的皮爾斯和投身海軍的布裏奇。這幾位學友都對他後來的生活和創作産生過影響。
一八二五年霍桑大學畢業後，回到薩菜姆故居一住就是十二年，把時間全都用在了思考．讀書和寫作上。由于不滿意自己的作品，他最初的幾篇短篇小說都是匿名發表的，他甚至還焚毀了一些原稿。經過長時間的磨煉，霍桑終于在一八三七年出版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重講一遍的故事》，從此以善于寫短篇小說而著稱。
一八四二年婚後，霍桑便遷到康考德居住。這裏不但是愛默生的家鄉，而且是梭羅“返回自然”的基地，堪稱是那一代超驗主義文人苔革的大本營。可想而知，霍桑後半生多在此地居留，與那裏的哲學和文學氛圍大有關系。
正是翟桑的身世和經曆，形成了他的複雜的世界規和獨特的創作思想及手法。
《紅字》是霍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一八五o年該書問世後，霍桑一舉成名，成爲當時公認的最重要的作家。
《紅字》故事的背景，是一六五o年前後的波士頓，當時的居民是一六二o至一六三o年間來此定居的第一代移民。他們都是在英格蘭故土受詹姆斯一世迫害而抱著創建人間樂土的理想來新大陸的請教(即加爾文教)徒，史稱“朝聖的教父”。清教徒在英
最初是反抗羅馬教皇專製、反對社會腐敗風氣的，他們注重理智，排斥感情，推崇理想，禁絕慾望；後來卻發展到極端，不但迫害異端。甚至連婦女在街上微笑都要
以監禁，兒童嬉戲也要加以鞭打。
霍桑熟谙新英格蘭的曆史，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寫的這類故事。讀者在《紅字》中所看到的情節和人物，在他的一些短篇中都可見端倪。少《教長的面紗》中牧師和少女的隱情，《思狄柯特與紅十字》中
佩紅字示衆的美婦，《年輕小夥子布朗》中人們倔偷到黑暗的森林裏與魔鬼密約，《拉伯西尼醫生的女兒》(故事假托在意大利)中那位學識淵博、醫術精湛但滅絕人的醫生，等等。作者大概爲了說明《紅字》故事有根有據，居然在正文前面難
流俗地寫了一個楔子。這個楔子在英文原文各版本中都有，約三萬七千余漢字，名爲《海關》，主要是敘述作者在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九年間任海關督察時的一些較事，文筆幽默流暢。因與本書關系不大，放各中譯本均略去不譯；但其中有一部分涉及本書的源起，或許讀者會感興趣，現摘譯如下：
一個雨天，我闊來無密，卻有幸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兩。我在圈閱堆在角落裏的廢棄文獻時，我的注意力披一個神秘的包裹所吸引。那包裹是一塊紅細布所做，已經磨損褪，上面依稀尚有衆線刺繡的
迹，侗己朽得不見原樣，看不出光澤了。顯而易見，那是極其美妙的引線活，那種針港手藝現在已經失傳。仔細湃認，便可看出這塊猩紅的破布片呈字母“a”測。精確量米，每個筆劃險好是三又四分之……英寸長。毫無疑問，原先是用作
裙上的裝飾品的；至于當年怎樣佩戴，或長表示什麼等級、效件和薄嚴，我卻無從猜測。但它卻奇怪地引起我的興趣，使我目不轉睛地盯視不已。誠然，其中必有深意，頗值琢磨。
我邊看邊思，或許這字母是白人設計出來飾在身上以引起印第實人注目的，便拿起在前一試。當時找似乎感到——讀者盡可以發笑，但務必不要懷疑我的話——既下完全是又幾乎就是肉
上的一陣燒灼，似乎那字母不是紅布做的，而是一塊滾燙的烙鐵。我一驚之下便不自主地松手把它掉在了地上。
由于我專心注意那紅字，卻忽略了紅布包著的幾小張爛紙。次時我打開—看，竟滿意地發現上面是老督察普先生的筆迹，相當詳盡地記述了事情的始末。其中有著一位名叫海絲特·白蘭的婦女的言行，她在我們先輩的心目中是個令人頗爲矚目的人物。她生活的年代約在馬薩諾塞初創至十七世紀末葉之間。普督察所記的是一些老人的口述，他們小時候曾經見過她：雖然上了年紀，但並非老態龍鍾，而是外貌端莊。她慣于在鄉間四助人，象是一個志願看護，……再往下讀，我還發現了有關這一奇特女的其它憤況和所遭苦難的記載，讀著自會從本書中一一讀到。請大家牢記，本書所寫的主要事實均證據確鑿，自有普督察的文獻足資證明。原件及紅字本身，仍存于我手，可供對本書感興趣的讀者隨意驗看……
這一番聲明原是作者故弄玄虛，實在不足爲憑。不過，一六五八年普利茅斯殖民當局製定的法律中確實有這樣一款：凡犯有
婬罪者，“當于袖上及背部佩戴布製ad二大寫字母，本政府治下若發現其未佩此二字母者，立即予以逮捕並當衆施以鞭打。”可見，當年受此羞辱者會大有人在，霍桑並非杜撰。而書中的貝靈漢總各和威爾遜牧師也是實有其人，作者本想用來增添作品的真實氣氛，卻引起一些人去考證丁梅斯代爾牧師是否影射約翰·科頓①，這恐怕違背了作者的初哀。
象《紅字》這樣題材的故事，如果由一個平庸之才去寫，很容易流于兒女私情的淺薄傳奇，充其量也只能寫成主人公抗爭逆境之類的通俗作品。但霍桑畢竟是個勤于思考、長于挖掘的大手筆。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義的影響，擺不掉“原罪”“贖罪”及“命定論”之類的宗教迷信，但又從家族的負罪感出發，反過來對清教的專製統治痛心疚首；他一方面接受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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