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與挫折的淚
在我眼裏不斷湧出。我站在紮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yemo）醫院一張肮髒病
的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的墊上，身
躶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她的頭發全禿了，面
臘黃，眼眶深陷，嘴
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
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著許多鉛灰腫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重卻不過五十或六十磅。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紮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裏，這是極其常見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曆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怎麼會這樣呢？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紮伊爾的學校裏教書時也曾見過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于瘧疾，而他們的
只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現了互相傾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
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
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鬥爭取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我問她是哪裏來的。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我到過那裏。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裏的，對一切都很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裏擔任該校校長助理。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紮伊爾農村給窮困的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于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裏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紮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裏達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裏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于1960年秋天，帶著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裏達。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于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
青年，這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製美。美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于科學教育。我向美家科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于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對于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和平隊成立才只幾年，對于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准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裏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紮伊爾教書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紮伊爾獨立後動亂期間被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畢業後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只軍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非洲農村生活的准備。
60年代紮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榈樹，蔭涼喜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龍頭，自來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瑪這個地方，那是位于紮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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