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民運”鬧成了“一灘爛汙”。促進和改變社會應有其它的道路。
1982年夏天，一個留著中分發式、名叫王炳章的在加拿大學習的中
留學生，來到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找到那裏的另外幾個中留學生，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在海外成立反政府的政治組織的建議。這三四個人商議了一下，決定先由王炳章出面挑頭，正式對外宣布組織的成立。
1982年11月11日，王炳章在紐約希爾頓飯店524房間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表示爲了追求中“民主”，自己將“棄醫從運”，創辦《中之春》雜志——
彩斑駁、花樣不斷的海外“民運”也就此登臺了。
1983年底，王炳章又在紐約宣布成立“中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中政府迅速將其宣布爲“反動組織”。
在最初幾年，盡管王炳章本人小小地出了一陣風頭，但“民聯”在廣大中留學生中幾乎沒有什麼市場。一個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40多歲的老留學生回憶說，王炳章來演講時，根本沒什麼人去聽。他本來是想來募捐的，結果，一塊錢也沒弄到。另一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的24多歲的留學生說，當年他們那兒則是另一番情景。王炳章上面講，下面的留學生就“噓”他，還有人幹脆沖上臺去搶話筒，和他辯論。最後，雙方人馬幾乎要大打出手了，據說其場面之激烈壯觀如同“文革”時兩家造反派之間的“文攻武衛”。
實際上，就連當時已經參加《中之春》和“民聯”活動的人對王炳章領導的所謂“民運”也缺乏信心和信任。在王炳章宣布“棄醫從運”後不到一年時間裏，當初和他一起創辦《中之春》雜志的幾個留學生已紛紛離去。
1987年12月，王炳章在“民聯”的主席職位被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北大畢業生胡平所取代。
不久，“民聯”組織內部陷入了內鬥。1989年1月底，王炳章因種種違紀營私行爲而被罷免了“民聯”常委和委員的職務。王炳章不服，立即將《中之春》雜志賬號上的78000多美元提取一空，並在1989年4月2日宣布將另組建一個“中民主
”。
就在海外“民運”呼風喚雨不成而幾成鬧劇之時，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之後，許多內“改革精英”和“學運領袖”紛紛流亡海外。1989年9月24日在法巴黎宣布成立的“民主中陣線”（簡稱“民陣”），使海外“民運”又一時聲勢浩大起來。同時，不少留學生受“天安門事件”震撼，對海外“民運”組織一向戒備的態度也有所松動。
但是，海外“民運”很快又從高
跌人了低谷。“民陣”的領袖們在明星似的作了一番表演後，便在相互爭吵中四散了；而“民聯”的鬥士們除了寫文章，開大會，幾乎毫無實際的作爲。整個“民運”的發展趨勢是，各種“領袖”越來越多，而基本群衆越來越少。
爲了重壯聲勢，“民聯”和“民陣”決定“聯合”。經過長時間的商議，雙方終于在1993年9月間舉行了“聯合大會”。不想，這所謂的“合並”很快就變成了“火並”。爲了爭奪幾個“主席”、“副主席”之類的職位，“民聯”內部、“民陣”內部、“民聯”和“民陣”之間，在會上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選舉時，更是有人慷慨陳辭，有人憤而退場，有人伏案痛哭，會場上一片混亂，幾致無法收場。
如今，認真看待海外“民運”的人已經不多了。就好像“精英”一詞一樣，“民運人士”在留學生中間也已變成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稱呼了。
不過，它鬧成這樣“一灘爛汙”，作爲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倒是很值得分析一下。
有人說，海外的“民運”之所以成不了什麼大氣候，主要是因爲沒有像樣的領袖，一個個都提不起來，並感歎說，要是有某某某那樣的領袖就好了。
也有人指責一些“民運人士”的道德
准。爭權奪利不說，有些人“投身”“民運”不過是爲了個人申請“政治避難”；更有人連捐給天安門廣場學生的款項也敢貪汙；而“民運”的“創始人”王炳章，爲了申請一張“工卡”，竟然僞造證件，試圖冒名頂替，不想被美移民局當場抓住。事發後，他居然還大言不慚他說什麼他這樣做主要是爲了今後從事“民運”的方便，等等。
此類指責，也許自有道理，但顯然並不切中要害。
海外“民運”常以追求“中民主政治”爲標榜，有些參加者更是常以對一種意識形態的背叛姿態來向另一種意識形態獻媚，但實際上，作爲“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多數“民運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識只是來自對某些西方思想家理論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和一些“民主”口號的熟能生巧地運用，而他們頭腦中的所有有關政治的基本觀念和實際運作技巧仍然是他們年輕時學到的“革命原則”和“鬥爭經驗”。
首先，在思想方式上，“民主”變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不但成爲一種信仰，成爲終極目的，而且就像當年“革命”一樣，成爲判斷一切是非對錯的絕對標准。在這個問題上，有人要是略有不同想法，便會立即受到口誅筆伐，其勢態之猛烈，言辭之激昂，往往叫人想起“文革”時的大批判。如果“大批判”仍嫌威力不夠的話，便會進一步發展到政治
的人身攻擊。
其次，在發展方式上，海外的“民運”完全擺
不了“革命組織模式”的影響。鬧起“民主”，也先是“建”，然後是“一大”、“二大”地開會，選“主席”、“常委”什麼的。人人爭當“領袖”，爲名份爭得你死我活，好像生怕將來“民主史”上不能記上自己一筆似的。沒有人願意認真做一下“中各階級現狀的分析”，看看半個世紀之後的中社會到底有沒有什麼變化，想想新的民主政治是否應有些新的組織形式。
最後，在運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運”似乎志在發動一場“革命鬥爭”。遊行示威時，“推翻”、“打倒”之類耳熟能詳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群情最激憤的時候，有人甚至喊出“建立革命武裝，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豪言壯語”。當然，真正願意回“上井岡山”的人實在不多，“豪言壯語”說過後，往往是在美開起一個雜貨店什麼的。
從根本上說，海外“民運”不過是“革命文化”的一種翻版。對于海外的“民運人士”來說，民主，就像革命一樣、是一種“社會奇迹”。而民主的實現，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樣，會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社會。在這裏，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就是相信人類社會的所有何題都應該通過某種激進的政治手段來解決。
在海外衆多的組織中，1989年9月24日在芝加哥由203所美大學中的中留學生組建的“全美中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簡稱“學自聯”）是一個意識形態彩較弱而集團利益彩較強的組織。
盡管有較強的政治傾向，作爲一個利益集團的“學自聯”較少直接卷入意識形態的紛爭中。另外，雖然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學自聯”卻有較強的群衆基礎。自1989年成立以來，“學自聯”出于對留學生實際利益的考慮，進行過不少活動，其中包括就“中留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成功地遊說美會之類的爭取集團利益的政治遊戲。而且，“學自聯”根據自己製定的章程，已多次順利地改選了領導。
不過，“學自聯”也有些“領袖”人物似乎並不甘心將“學自聯”辦成一個純利益集團組織。常常出于個人政治信念卻以組織的名義在許多充滿意識形態的政治紛爭中頻頻招搖亮相。
中未來的民主政治是個什麼樣子，現在大概誰也說不好。今後中社會也許會出現一些利益集團。集團間的利益沖突，往往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這或許就是一種民主的基礎？像宗教信仰的沖突往往導致戰爭一樣，意識形態的矛盾最後總免不了導致革命。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漸近成熟的人類應該能夠在革命之外找到促進和改變社會的其它道路。
《留學美國》第十九章 海外民運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二十章 歸留之間”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