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中
學生保護法”的整個遊說過程中，一些中留學生可以說是利用“六·四”事件這一個不可多得而大可利用的曆史
機會成功地玩了一場帶有中特
的美政治遊戲。回會受到“政治迫害”只是一個多少有欠誠實的借口，許多留學生在拿到“綠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探
；而“人權”、“民主”更是說給天真而有偏見的美人聽的。不少美人對中學生以政治原因爲名而行移民美之實的做法心裏也是明白的。1993年7月11日，其時“1992年中學生保護法”剛剛實施，我從中探家後回美。在芝加哥入關時，聽到一位檢查護照的美移民局官員不無譏諷地說：“噢，現在你們這些中人都能回了。”
盡管整個事件充滿了政治的彩和喧囂，但絕大部分中留學生決定留下來，並非完全出于政治原因。有人是爲了今後的個人發展，有人只是爲了更好的生活。
實際上，即使沒有“1992年中學生保護法”，許多中留學生也會以其它途徑留下來。一些公派留學生可以利用1990年的“總統行政命令”轉換其它類型簽證，以免于美移民法中有關j－1簽證持有者必須回服務兩年的規定；許多自費留學生可以在畢業後找一份工作，再由工作簽證申請“綠卡”；其它途徑還有政治避難、真假結婚或幹脆“黑”下來。
在美，留學生見面時，會相互詢問“什麼時候畢業？”“找到工作沒有？”“買了房子沒有？”但絕不會有人問“准備什麼時候回？”如果你跟別人說，你要回了。對方在驚奇之外，大半會猜想你是在美混不下去了。
據中政府估計，自1978年以來，學成歸的海外留學生有70000多人，約占海外中留學生總數200000人的三分之一。不過，留美學生的回歸率，顯然要大大低于這個比率，根據美專家的估算，留美的中留學生的回歸率大概只有5％到10％。
留在海外，可以說是這一代中留學生中大部分人的選擇。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也許有他們的道理。
但在這方面，中也有中的悲哀。
大批中留學生最終留在了海外，這也許是當年中政府恢複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之初所末曾預料到的結局。
1989年的“六·四”事件當然是導致這一結局的直接原因，實際上，留學生滯留不歸的趨勢在此之前就已經出現。
據美移民歸化局統計，在1982年至1987年間，已有6238名中留學人員由學生簽證轉換成移民身份。只是由于當時美移民法對j－1簽證持有者必須回兩年才能申請其它簽證的嚴格規定和大部分中留學生尚未完成學業，公費留學生在其中所占的比例還很小，一共只有265人。
1989年初，一個剛從外歸來的留美博士生私下對我說：“大部分留學生看來是不會回來了。”當時我聽了，感到他多少有點危言聳聽。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感歎地說：“中太窮了，就像一個可憐的母，已經養不活自己的孩子了。”後來，等我到了外，才意識到他的感覺是對的。
在20世紀際人才爭奪中，中，像世界上其它發展中家一樣，不可避免地
于不利的境地。
平心而論，中政府爲了吸引海外留學生歸，是做了一些難能可貴的努力的。
但是，無論中政府如何努力，中社會難以在一夜之間改變的，是普遍低下的生活
准和較少個人自由的社會
製。
“不能回。回教書太苦了。”一個在賓州某大學商學院當助理教授的34歲的中留學生說。他來自天津，1983年來美，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個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就找到了現在這份年薪5萬美元的工作。是每年拿著5萬美元在美當教授還是每月掙五六百人民幣回教書？在這兩者之間作選擇，一般人是不會猶豫不決的。更何況，他的父母都是天津師範學院的教授。中教師的清苦，他是知道的。
有的留學生不願回另有其它的原因。一個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的40歲博士總結地說：“中政府越管不著你的時候，對你就越好。”他畢業了兩年，還沒能找到工作，一直靠給一些小電腦公司搞些臨時的程序設計來維持生活，但從沒想到要回。他上面的理論顯然是來自個人實踐經驗的總結。當年，他在辦好一切自費留學手續後，多次求單位領導“恩准”，但領導死活就是不同意，反而爲此發出通報批評，並將他除名。如今，他博士畢業，又拿到了“綠卡”，單位領導對他似乎也就前嫌盡釋了。來美訪問期間，他們居然還帶些小禮品來看過他。
可愛的中的確有一些不太可愛的地方。
不過，對海外留學生來說，別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他們被家派到海外學習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日後使中社會的狀況能有所改變，不想，如今這狀況本身卻成了許多留學生滯留海外的原因。
因此，常有人議論，說這一代留學生，與前幾代相比，缺少了理想彩和獻身精神，而且，忘掉了祖。
的確，傳統的愛主義對這一代中留學生已失去了感召力。這主要因爲大多數留學生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個人自由主義觀念——個人選擇的權利高于一切，而家利益並不是要求個人作出犧牲的充足理由。也許很少會有中留學生說自己不愛中，但是多數人甯願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來愛。報效家可以，犧牲個人不行。
中留學生在海外“學而留”的現象也許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不是一種靠什麼“精神”或“教育”所能扭轉的趨勢。
不過，對此也用不著過于悲哀。在當今這個隨著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而地球日益變小的時代，中也很難說從原來的意義上“失去”了一代精英。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留學生，對日後中華民族的振興，仍會以各種不同方式，作出自己的貢獻。
不過，對大多數留學生來說，出時難回亦難，只是難在不同的方面。
今天，許多留學生一回，就會有一種好像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感覺，而且，難以得到別人的諒解。
一個曾多次出的40多歲的訪問學者說，他最近一次從外歸來，是1992年5月。在美講學進修一年後，他攜妻帶子從廣州回入關時，邊防檢查人員一邊查看他們的護照，一邊大概出于好心地說：“你們全家都出去了，還回來幹什麼？”
回到研究所後，他說，日子似乎就更難過了。同事熟人見面就問：“怎麼就回來了？”他覺得自己實在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自己爲什麼回，于是一律答之：“咱沒本事，混不下去了。”這個口徑，他堅持了兩個星期之久，衆人才將他放過。
回之後，歸留學人員首先面臨的是物質生活方面的磨練。
西方發達家與作爲發展中家的中在生活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幾乎所有歸留學生在回初期都會有一種不適應感。
另一個令歸留學生在精神上感到更難以適應的東西，是中知識界的許多特別的“教規”。
“教規”，是學術界傳統派生出來的東西。它屬于傳統，卻是傳統中潛在的部分，常常讓人感覺得到，卻說不出來。“教規”，不只是政治上的“禁忌”，但有時會比那政治上的“禁忌”更觸犯不得。
一個美哈佛大學畢業的37歲的社會學博士說，他剛回工作的那兩年裏，總有一種動辄得咎的感覺。他說，“常常是地雷都炸了，還不知道是在哪兒踩響的呢。”回後，他不願再走中學術界流行的那種“純”理論研究的老路，而是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數據分析等新方法，並選取了一些現實課題。這在單位裏很快就招來了非議，說他“不務正業”；等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出來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注意後，評定職稱時，又有人說他的東西“不是學問”。
這位留學生認爲，在種種“教規”背後，實質上有一個“代溝”問題。因爲學術界“教規”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維護學術界公認的權威和既定的秩序。他說，出幾年，回來後有一個特別深的感受，就是這些年，老先生們老得特別快，年輕一代又成長得特別快；而中年一代，由于50年代教育的偏頗和長期政治運動的鍛煉，“批判意識”極強……他感到，將來幾代人在學術觀念上的激烈沖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種種“教規”限製下，多少歸留學生能在學術上有所作爲，卻說不好。雖說“教規”本是頗爲平常的現象，每個家的學術界都會有類似的東西。但在中目前的製中，“教規”的觸犯者很可能被弄得一事無成。
對于歸留學人員來說，回之難，還並不僅僅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磨練。在試圖重新進入中社會時，他們還會發現那個自己曾經生活過的社會對他們的歸來實際上並不真正歡迎。
如果順利找到工作，歸留學人員在進入單位後所面臨的工作環境也將會是複雜微妙的。即使懷有一技之長，在一個講究輩份資格和充滿清規戒律的社會裏，他們最終能否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也仍會是一個問題。一個美中部著名大學畢業的37歲的社會學博士回，幾經周折，最後總算進了北京一所重點大學任教。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學校讓他教的不是社會學，而是大學一年級英語。
《留學美國》第二十章 歸留之間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二十一章 中國夢”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