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容闳有機會結識了曾
藩。他多次遊說這位當時清廷中最有權勢同時也最有遠見的人物來實施他的留學生派遣計劃。
1870年，曾藩終于被容闳說動，同意領銜上書，奏請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學習。一年之後，曾藩去世。留學生的派遣成爲他充滿矛盾的複雜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後一項業績。
當年整個留學計劃分四年進行：每年選30名12歲到15歲之間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學期限爲15年。15年後，每年分30名回。
容闳被任命爲“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監督。他負責招選了第一批幼童。當時，出洋留學如同探險，生死難料。報名的人遠不如今天這樣踴躍，招生頗爲不易。內地招生不足，只好到開化較早、得風氣之先的沿海一帶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來自廣東。而幼童的家長還必須具結，保證：“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畢，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們在美的生活和學習。
1872年8月11日，30名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郵船，遠渡重洋去美留學。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個容闳幾乎完全憑著個人的努力創造出的“曆史的奇迹”。
當那些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幼童們第一次出現在美城市的街道上時，許多美人誤把他們當成了女孩子，常常會好奇地跟在他們後面大叫：“看，中女該！”，弄得那些中幼童們很不好意思。
但是，這些聰明的、頭腦還未被“四書五經”完全禁锢住的中男孩子們很快就適應了美生活。他們被分配到美人家裏生活，異自由獨立的空氣激發起他們久被壓抑的童心。他們
下了長袍馬褂，換上美式服裝，有的還大膽地剪掉了辮子。他們迅速學會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騎腳踏車，有人甚至敢于用拳頭和人較量。
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之間引起激烈爭執。容闳同情幼童們，認爲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結果；而陳蘭彬則指責容闳在偏袒縱容，他絕對無法容忍幼童們的那些“自由化”的變化。在他看來，孩子們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種悖逆。
容陳之爭執反映出了兩人留學觀念上的根本沖突。容闳認爲“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學生們具有一種有別于中傳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陳蘭彬則把幼童們的變化視爲是西方教育對純正的中思想的一種“汙染”，他認爲必須采取防範措施，不然這些中幼童就都會變成“洋鬼子”了！
陳蘭彬的擔憂不是一點沒有根據，但這只是一種典型的中式的擔憂。中人內心深
向來懷有一種恐懼，害怕自己或別的同胞變成“非中人”。這種恐懼多少植根于中人曆史上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又因近代中華民族飽受欺辱的經曆而染上一層民族主義
彩。它長久纏繞著中人的心靈，蒙蔽著中人的理
。
1875年，陳蘭彬調任駐美公使。繼任的人名叫吳嘉善。
吳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闳曾與他在上海見過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情怪僻”。共事幾年後，容闳對他的評價是：“此人應置于瘋人院或白癡院裏。”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嘉善原是遣派學生留洋一事的堅決反對者，如今卻彼委任爲“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來管理留學事務。
吳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們谒見時不行跪拜之禮而勃然大怒，接著，又責容闳縱容學生。最後，他幹脆與陳蘭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末堅……實易沾其惡習”而建議從速解散“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並聲稱：“能早一日施行，即家早獲一日之福。”
1881年9月6日，對留美的中幼童來說，是一個極爲悲憤和憂傷的日子。清廷決定招回幼童，幼童們被迫中斷學業，全數“遣送回”。其時，大多數人學而未成。60多人中斷了在大學的學業，許多人還在中學學習。120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學學業的只有兩人。
中近代留學事業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夭折了。
盡管被迫中斷在美的學業，這批留美幼童中最終還是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鐵路、煤礦、電訊、外交、海關、新聞等專業人才。他們之中有設計建造京張鐵路的詹天佑，負責勘探建設唐山開平煤礦的吳仰曾，擔任過電報總局局長的唐元湛，以及曾任總理的唐紹儀和曾任外長的梁敦彥。
幼童全數撤回之時，官吏出洋考察之風漸興。光緒十三年（1887）總理衙門訂出了出洋遊曆人員章程十四條，規定：五品以下官員出洋考察，除報銷車、船費用外，每月另有二百兩白銀的津貼；而且，不但可以雇請一個翻譯生，還可以帶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則以三年爲限。
這種攜員帶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緒二十六年，外務部又上一奏章，稱：“近年出洋學生……多不習外語言學問，……廢時靡費，莫此爲甚”。至于奏章上去後效果如何，史書末載，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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