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留學之路，猶如兩萬五千裏長征，這中間，有四渡赤
，有雪山草地，也有圍追堵截。途中，有人會倒下，有人會
隊，有人會動搖，只有少數意志堅強、不怕犧牲的人才能最終走到目的地。
這萬裏長征的第一步，則是學外語。
“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這是馬克思的語錄，人們在文化大革命時就已熟知，但真正領會其深刻含義大概還是在80年代以後。
中的外語教學在“文革”中幾乎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後期，爲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漸地恢複起來。我在小學先是爲了“反帝”學英語；到了初中，又爲了“反修”而改學俄語；上了高中，又改回來重學英文。我至今還記得在小學學的、後來一直沒有機會用的兩個英文句子：chairmanmaoisourredcommander。wearehislittleredguards。（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80年代開放之初，中青年的外語平普遍有限。大學時的一件轶事：一個女同學在食堂吃完飯，推門出去的時候，碰撞到了一個正要從外面推門進來的男同學，于是萬分抱歉地說了聲：“thankyou.”（謝謝！）讓門外的小夥子捂著被撞疼了的頭回味了許久。在出考試的考場上，也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臨考只有幾分鍾了，還有人抱著《廣播英語》在臨陣磨槍呢。在美，一個攻讀比較文學的博士生告訴我，他當年參加出研究生統考時，英語考了高分。不過，那多半靠運氣，因爲英文試題是翻譯恩格斯論《城市姑娘》的一封信，他英文讀起來雖有不少力不從心之
，但對馬列原著的中文譯本卻頗爲熟悉，于是臨場發揮得格外好。
想出留學，就先要學外語，像清朝官員那樣帶著個翻譯去留學的時代畢竟過去了。
于是，外語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青年實實在在的“人生鬥爭的武器”了。舉上下，大江南北，年輕人學外語的熱情迅速高漲，而且變得無法遏製，我當年工作過的報社裏的一位想出留學的同事說，上班時，要少用點腦子，留著腦子回家背外語單詞。
1989年4月，在出前，我報名參加了一家名叫“光華”的外語補習學校的“托福強化班”。學校設在西城區的一所中學裏，利用晚間空閑的校舍開課。
我的課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點到九點。學期兩個半月，學費150元。同時，學校還開有其它班，像什麼“語法精修班”、“高級會話班”、“商業英語班”。學校廣告上吸引我的是：“由留美碩士、美籍人士授課”。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學之間互不相識，也互不搭話。每個人都知道，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出留學而走到一起來的。
上了兩次課，筆記記了三頁，學校負責教學的那位老職工來到班上，宣布換教師。…
新來的老師是一位叫貝爾的美小夥子，黃頭發，藍眼睛，看上去不到20歲。他來自美的密歇根州，像許多美年輕人一樣，大學畢業以後，開始周遊世界，一邊漫遊，一邊教英文。
新老師的英文自然是完美無缺了，只是他那時大概還根本沒聽說過“托福”什麼的。
第一天上課，他坐在講臺上，告訴大家他准備教大家一些真正的英語。當然，沒有人能懷疑這一點。不過，貝爾的課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語，而是他本人在中的一些感受。他說，他有時不理解中人。一天早上，他騎車從東大橋上過，看到一個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圍在旁邊看。使他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只是圍觀，可沒有人上去問一聲：怎麼回事？需要不需要什麼幫助？他說在美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理由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應該上前去問一問；你要是不想管，就趕緊走，別站那兒圍觀。
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外語“強化”過程因“六·四”事件而中斷。
令人驚奇的是，7月初，當北京的秩序稍一恢複，這所外語補習學校就頑強地複了課。可惜，當時沒有一個外記者注意到這一顯示中“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的最早迹象。
《留學美國》第六章 生命之劍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七章 生命的意義”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