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後，中
共産
怎樣對待同民的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異常複雜的問題。
以蔣介石爲首的中民是當時中最大的握有統治權的政。它有幾百萬軍隊和得到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就難以形成。抗戰開始後，它從對日妥協退讓轉爲武裝抵抗，從長期的“剿共”轉爲同共産合作，對民衆運動也有一定程度的開放。這些都是重大的轉變。抗戰初期，他在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會戰中也有相當積極的表現。看不到這些，在抗戰中不重視共的合作，造成雙方關系的破裂，那就會犯“左”的錯誤。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蔣介石對共産的疑忌太深。即使在雙方關系較好的抗戰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産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千方百計加以限製，總想找機會加以“溶化”和消滅。對民衆運動的興起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不願和不敢放手發動民衆，只想用政府和正規軍的力量去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局勢迅速惡化的原因之一。共兩關于“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這一方面，忘卻以往的曆史教訓，以爲民已經轉變得一切都好了，過分看重以至依賴民，束縛自己的手腳，喪失獨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備，那就會上大當，就會犯右的錯誤。
對應該怎樣
理這種複雜的關系，毛澤東在抗戰中期所寫的《農村調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
的政策。”“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反動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
這裏，不容易的是怎樣根據變動著的情況，靈活地理聯合和鬥爭的關系，怎樣恰當地掌握好兩者關系中的“度”。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鬥爭經驗，是很難把它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發動進攻後四十天，民中央通訊社發表了周恩來在七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爲公布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共産在全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的必要。這是一件大事，標志著以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對《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毛澤東立刻毫不含糊地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團結救的必要基礎。”①“這在中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②同時，他也敏銳地察覺蔣介石談話中表現出的“自大主義”，表示“未免遺憾”③。他指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表現在蔣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問題上的始終不肯接受中共反複提出的發動民衆的全民抗戰的政治主張；在兩關系上，既想借重共産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對確定兩合作形式與製定共同綱領采取消極態度。毛澤東認爲，這種狀況不改變，統一戰線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中爭取抗戰勝利的責任。
《宣言》發表一周後，毛澤東爲《解放》周刊撰寫《共兩統一戰線成立後中革命的迫切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題目改爲《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中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共兩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他說：從西安事變以來，“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並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廣大的民衆還沒有被發動，民的統製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從而暴露出嚴重的危機。“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什麼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産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于馬克思主義，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他還提出：“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會見英記者詹姆斯·貝特蘭。他在答問中，充分肯定中抗戰的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同時也指出幾個月抗戰中暴露的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的。廣大的人民群衆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製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衆的戰爭。反對日本帝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衆，是決然不能勝利的。”⑤
他還針對民副總裁汪精衛等散布“中在打了敗仗之後再也無力抗日”的民族悲觀主義論調，提出“克服投降主義”問題。
這時中共産內，在對待共關系的問題上，一種錯誤觀點正在滋長發展。這種“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⑥。他們只看到共兩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兩在“全面抗戰”（全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和“片面抗戰”（不要人民群衆參加的單純政府的抗戰）等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他說：“如果共産員忘記了這個原則，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民的片面，就把共産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産降低到民。他們就是對于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的任務犯了罪過。”⑦
毛澤東十分警惕這種危險的傾向，並在實際工作中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明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在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只是聘請個人參加而不宣布執行抗日綱領，我們不參加”⑧。根據毛澤東等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只有將民一專政的政府轉變爲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中共才能參加⑨。毛澤東還對隴東等地出現的對民無原則退讓⑩，對全各界聯合會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的主張，提出批評……
毛澤東傳第21節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