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爲特點的新階段。日本、
民
和共産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十四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三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
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占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民進行政治誘降。
民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民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民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中日兩調整關系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乞降的面目。全範圍內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投降活動的熱
。民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也把他永遠開除出。
作爲民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贊揚的。但在他看來，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共産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回顧這一年時寫道：“共乘機擴張勢力，實爲內在之殷憂。”幾天後，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産之到
企圖發展”、“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無系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從蔣介石日記裏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面，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與此同時，民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沖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民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民向好的方面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共産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民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會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爲只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製異活動（四月十四日，民中央秘書秘密頒布《防製異活動辦法》的訓令）。會議公開發表的《宣言》中說：“本會議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發生二種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笃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③會議通過的《關于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于社會，而于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④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共産的。民五中全會，成爲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共産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盡管如此，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布置，沒有完全公開出來。因此，這時中共産理共關系這個問題需要謹慎而恰當，留有余地，並且繼續觀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討論民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的方針。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民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民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只打到盧溝橋”。“民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于共關系，他認爲，民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占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于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只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民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只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⑤
此前，他在中央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爲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民員，要防止共産，而且要采取攻勢。什麼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産發展。什麼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産、溶化共産、取消共産主義，他說：“統一戰線又講
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裏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爲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他在講演的最後說：對民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⑥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民正准備召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電示南方局：因民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我軍我邊區采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
毛澤東傳第22節 反磨擦鬥爭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