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毛澤東傳第2節 師範生上一小節]種古代經、史、子、集的著作，說“苟有志于學問，此實爲必讀而不可缺”③。中
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包括人格修養和智慧，對青年毛澤東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很推崇徐特立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方法。所謂“動筆墨”，就是不只是讀前人的書，而且要經過認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寫下來，其中包括對書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當時有許多種筆記本，包括聽課的，自學的，摘抄的，隨感的和日記等，積了有好幾網籃。後來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民
軍閥何鍵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聽到風聲，就把它們連同毛澤東存放的書籍報刊一起燒掉了。一位塾師先生從火堆裏搶出兩冊教科書和一個筆記本。
幸存的這個筆記本，是一個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離騒》、《九歌》，後頭毛澤東把它題爲《講堂錄》，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聽課筆記，也間有讀書劄記。主要是修身和文兩門課的內容。
作爲湖南人，毛澤東這個時期對中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選擇，深受湘學士風的影響。
湖南曆來注重興辦書院，許多著名學者曾在嶽麓和城南等書院講過學。重內聖之道的理學，和重外王之術的實學，在湖南交織紮根。學子們曆代相傳，不斷闡發，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
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爲基本特征的湘學士風。在這種風氣熏陶下，湖南學人大多關心世事，熱衷于投身政治活動，湧現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從而使湖南在近代以來成爲最有朝氣的省份之一。鴉片戰爭前後，湖南有賀長齡、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倡導變革。在維新運動中，出現了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變法志士。辛亥革命時期，黃興、蔡锷、陳天華、宋教仁、禹之谟等更走在前列。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絕大多數曾就讀于嶽麓書院。
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對湖南學風有著巨大影響。他是湖南衡陽人，早年就學于嶽麓書院，晚年因隱居在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學術上能獨樹一幟，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實學，主張“理依于氣”，強調“行”在認識過程的作用，頗能開一代風氣之先。
近代湖南，還出了一個曾藩，和以他爲代表的“中興將相”集團，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曾荃等。他們也都曾受教于嶽麓或城南書院。一方面執守理學，同時又師承王船山的實學。曾藩便著力傳刻《船山遺書》，糅和理學與實學，貫通內聖和外王。他鎮壓太平天時打著“保衛名教”的旗號，同時又嚴格地整軍治政。他還是早期洋務活動的代表人物，影響很大。
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自然受到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的強烈感染。他一跨進一師大門，就
會到這種特殊的氣氛。每逢集會，學生們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嶽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材自昔誇熊封。男兒努力，蔚爲萬夫雄。”
楊昌濟也是嶽麓書院的畢業生。在他的倡導下，研究船山學問在一師成爲風氣。毛澤東尤其用功，還經常到楊的好友劉人熙創辦的船山學社聽課。同時，還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講堂錄》裏抄寫了好些曾藩的話，如：“滌生（“滌生”是曾藩的號——引注）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看來，他很贊成紮實、厚重的人生風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曾藩還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稍後，他在一封信中同時提到曾藩、康有爲、孫中山、袁世凱幾個近代風雲人物，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④。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
這個命題出自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准確的結論。一九一六年，在嶽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挂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嶽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並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校的大門口。
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裏，專列一條：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毛澤東沿著注重實際的路子吸吮傳統思想中的優秀遺産。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後”的學說，顔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都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裏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爲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慾從天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還特別說到顧炎武，推崇他“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耳濡目染，手寫心記，強化了毛澤東對社會實際的重要的認識。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
服和文房四寶，外出“遊學”。湖南俗話，稱“遊學”爲“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裏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曆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裏路，遊曆了長沙、甯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
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遊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爲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遊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裏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遊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
、嶽陽、平江、浏陽幾縣，遊曆了半個多月。他日後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裏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社會這時正
在劇烈的動蕩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蕩風雲。在一師期間，他總共花了一百六十塊錢左右，大約有三分之一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他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還常帶著地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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