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周恩來傳四、中共中央工作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上一小節]省委問題。
正當周恩來在北方
理中共順直省委問題的時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發、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出了一個亂子。他們作出決定，要由中央來兼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後，周恩來從天津回到上海後，從李維漢那裏得知這個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發、李立三談話，要政治局重新討論。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周思來在會上提出中央兼江蘇省委的作法是危險的：1．這樣做必然會削弱中央對全
的政治領導；2．這並不是中央進行群衆工作的好方法；3．這樣會妨礙中央本身的工作；4．會使在白區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許多危險。他主張加強江蘇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蘇省委。
當時，中共江蘇省委設在上海，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是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決定，已經引起了江蘇省委的強烈反對，省委召集上海各區的
委書記開會，進行宣傳反對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周恩來終于說服了向忠發、李立三放棄兼江蘇省委的意見。同時，他也反對中共江蘇省委的上述舉動。他說：中已經有了“六大”的正確路線，現在欠缺的是無産階級意識的鍛煉與領導。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工作路線上來同中央討論問題，而從個人不正確的傾向上來反對中央，這是一條死路。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教育全的一個機會，也是改造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的現象。江蘇問題既然發生了，中央當然不要害怕，而要堅決鬥爭，用積極的意見來號召全和江蘇同志。從1月16日到24日，周恩來和向忠發、項英連日出席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的中共江蘇省委會議，來解決省委與中央對立的問題，終于使省委在19日的會上，作出決議，承認自己的錯誤。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鑒于江蘇省委已經接受批評，承認錯誤，決定只對省委進行改組。2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蘇省委會議，宣布中央的決定，並指出中央總的路線是正確的，目前內並沒有原則上不同的派別。對中央的缺點錯誤，省委可以討論，但應當在符合組織原則的範圍內，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江蘇省委的問題順利解決了。
經過中共“六大”後一年來思想上、組織上的工作，中共産終于擺
了削弱渙散的狀態，達到重新鞏固與一致，的工作、與群衆的關系、在群衆中的政治影響與領導鬥爭的力量，都開始有了新的進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全許多地方紛紛建立和發展。
（四）解決了紅四軍的問題。
1929年6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岩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上，對于一些重要原則問題，朱德、毛澤東之間發生了爭論，未能統一認識。會議選舉了前委會，陳毅爲書記。會後，毛澤東離開了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之後，陳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參加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並報告工作。在陳毅未到之前，周恩來起草了《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闡明了紅軍建設的一些原則問題。8月29日，周恩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面情況以及朱、毛之間爭論的洋細彙報。會上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對紅四軍工作的決議，周恩來爲召集人。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早就有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爲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中共廣東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瓊崖的工作可加緊造成一割據的局面”。他在主持軍委工作中對于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從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給予了盡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來領導的中央軍事部、中央組織部，派出了徐向前、鄧小平、張雲逸等很多批軍事、政治領導幹部，到各地加強紅軍和根據地的工作。在中央軍事會議期間，周恩來和陳毅多次談話，強調要鞏固紅四軍的團結，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後來，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會議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封信經周恩來審定，由陳毅帶回根據地。信中提出了紅軍的根本任務與前途、發展方向與戰略，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革命的特征，這是中經濟基礎的産物”。並對紅軍與群衆、紅軍的組織與訓練、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紅軍中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評了朱德、毛澤東在工作中的缺點，要他們和前委注意糾正，要前委恢複朱、毛在群衆中的信仰，團結全
同志向敵人鬥爭。
陳毅回去後，11月26日，毛澤東在陳毅陪同下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四軍前委決定召開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爲大會起草決議案，陳毅也參加了。這就是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成爲此後紅軍和中共産的建設的重要文件。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要各地紅軍組織學習紅四軍的經驗。
到1930年3月，全紅軍發展到62700多人，編爲13個軍，分布在鄂、豫、皖、浙、贛、桂、粵、閩8省127個縣，並且在豫、蘇、皖，贛、浙、閩、鄂、湘、粵、桂10省的162縣有遊擊活動。全員發展到10萬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産業支部已發展到100多個，並向革命根據地輸送了許多幹部和物資。
（五）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
1930年3月，周恩來離上海去莫斯科參加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向共産際彙報中的工作，同時理中共駐共産際代表團同共産際間的一些分歧問題。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李立三的報告，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gāo cháo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冒險主義的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要搞盲目暴動，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並且要求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進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動全革命gāo cháo的起點，組織南京兵暴必須與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同時並進，然後武漢暴動緊接著爆發，建立全蘇維埃政權。幻想能夠“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在李立三“左”傾錯誤指導下各地發生的盲動，使得這兩年健全、發展起來的中共組織和革命工人隊伍遭受很大的損失，各地紅軍和根據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周恩來是反對盲目暴動的。他認爲“目前中革命新gāo cháo是在成熟的過程中，還沒有形成全直接革命的形勢。”“現在的時期是從各個的工人運動與農民戰爭轉到總的革命進攻，轉到爲推翻帝主義民統治建立蘇維埃民主專政而鬥爭的一個過渡時期”。他針對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傾，指出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
共産際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認爲李立三有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搞離群衆的武裝暴動計劃、只要政治罷工不要經濟罷工等譜誤，“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決定在好幾個城市中實行武裝暴動”。周恩來、翟秋白參加了討論。共産際于1930年7月作出決定，要周恩來、瞿秋自回中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8月19日，周恩來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說服教育、工作上穩步糾正的辦法，對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態度一起討論和改正。他通過個別談話和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共産際的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産際的意見。在統一認識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和決定來糾正錯誤。周恩來
自起草了中央給長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漢、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恢複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團、工會的獨立領導機構和組織系統。這樣，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的一些主要錯誤，就開始糾正。然後，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産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在會上先後作《傳達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評。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這次會議和會議以後的中共中央，對于停止執行立三路線起了積極的作用。會議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總暴動和集中全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複了、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結束了作爲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穩當妥帖地使中共産轉好了這個大彎子，糾正了錯誤，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氣氛。
兩年多時間中，在嚴峻的白區秘密工作條件下，周恩來正確地解決了上面這些關鍵
的問題。他不愧是這一階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從中共産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確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革命在向著好的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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