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共産
際在7月時認爲：“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是在際路線之下工作的”。
共産際不認爲是路線錯誤。
周恩來、瞿秋白就是本著這一精神，回來糾正錯誤的。
共産際下屬有一個東方部，部下分三個二級部，即遠東部、中東部、近東部。東方部部長名義上是庫西甯，副部長有馬基業爾、米夫等，米夫兼遠東部部長，實際上管中
。周恩來回，走的路線是先從莫斯科到柏林，然後乘坐從柏林去中東北的際列車回，在列車到達莫斯科站後，細心謹慎的周恩來，利用火車停留的時間，同馬基亞爾取得聯系，再一次問他：際的同志還有沒有新的意見？
馬基亞爾回答說，沒有了，按照際七月決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完全按照共産際七月決定辦的，周恩來、瞿秋白等貫徹得很好。共産際遠東局的代表給六屆三中全會寫了信，說：讀了瞿秋臼、周恩來、李立三的發言，李立三“完全正確地了解了白己的錯誤”，“的路線常常是與際路線相適合的，從來就沒有兩條路線，只是曾經在這條正確的路線上有過不正確的傾向”。
可是，正當局面已經扭轉，工作走向順利的時候，共産際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講話記錄，十分惱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錯誤
質升級，說它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共産際在10月發出了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說是“在中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際的政治路線”。
這樣，六屆三中全會就被放到了調和主義的地位，周恩來、瞿秋臼遭到了責難，正確變成了錯誤。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王明這個投機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産際的精神，寫了《兩條路線底鬥爭》的小冊子，形成宗派來反對中央，使內十分紊亂，在臼
恐怖環境中
于極危險的境地。毛澤東後來說：當時是共産際東方部領導人同王明合作，批評中較正確的兩位領導同志，說他們是對立三冒險派的調和主義，硬把這兩個人的威信壓下去。
情況就是這樣，他們要把王明等人扶上臺，使中共中央置于共産際的絕對控製之下。爲了改組中的領導，共産際主席團委員曼努意斯基提出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並派米夫來華直接
手中的內部事務。
周恩來、瞿秋白開始時曾進行申辯，說明三中全會是按共産際的精神召開的。後來看到情況已發展到中央破産、內分裂的痛心局面，他們從照顧大局，相忍爲出發，就不再辯解，接受際決定，表示自己既已錯誤，應退出政治局，辭去中央職務，希望過去曾反對過立三錯誤的各方面的人團結一起，來執行際路線。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離不開周恩來，他在內的威信使他們不便抛開周恩來，他的辭職未獲允准。周恩來服從組織決定，繼續工作下去。于萬分痛苦中的周恩來，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維護了的統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上，周恩來、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實上成爲主要的批判對象。周恩來被繼續留任，實際上是于留職察看的境地，境十分艱難。但爲了的統一，使大家認識在內鬥爭中清除派別觀念的重要，他在發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共産正在困難時期，現在要加緊將它恢複與健全，如果說“凡是過去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者，或是指導機關主要負責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們當派別看待，說他們不堪造就，這依然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我們也是要反對的”。他盡量保護幹部，維持的元氣。
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爲米夫、王明所控製，接著就向各根據地派出“欽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個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內部，王明壓製周恩來。周恩來曾經向遠東局訴說，但是王明有共産際東方部作後臺，他的訴說毫無效果。周恩來極力保持住他所領導的中央軍委、特科和交通機關，不使王明派人打進來。例如王明曾經要派一個黃埔生黃第紅到中央軍委工作，而這個人實際上暗中已同蔣介石勾搭上。周恩來通過情報系統截到了黃第紅給蔣介石的效忠信，拿給王明看，王明才沒有話說。
4月24日，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在南京打入民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共産員錢壯飛得知後立即派人報告中央。周恩來在陳雲等協助下果斷地采取緊急措施，安全轉移了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産際遠東局的全部機構，民企圖一舉破壞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計劃落了空。接著，躲住在周恩來寓所的向忠發，不聽周恩來的勸告，擅自外出，被民逮捕。周恩來正在設法營救，卻得到消息說向忠發已經叛變。周恩來冒險到自己的寓所去觀察聯絡信號，斷定向忠發已經帶人來搜查過，趕緊離開。從此，周恩來再難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坐船經廣東省的汕頭、大埔，轉到福建永定繼續航行，于下旬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這時，王明已經先周恩來于10月間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經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來離上海前，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又對周恩來說，到中央蘇區後，周恩來是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管政府，朱德管軍事。這都是說，不要毛澤東管軍事。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後，糾正了當時蘇區存在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在軍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提出中央蘇區要“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澤東找周恩來談了在蘇區打寨子的必要，而不應打大城市，周恩來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他致電中共臨時中央，說明紅軍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
臨時中央回電說，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途擇一個城市攻打。
接到回電，周恩來只好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會議決定打贛州。毛澤東表示反對，但多數通過。2月4日至3月7日，紅軍打贛州，久攻不克，在民軍大量增援的情況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後，周恩來不顧臨時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張毛澤東不應離開軍事的領導，而且對他言聽計從。3月30日，率紅軍東路軍行動的毛澤東電……
周恩來傳五、顧全大局相忍爲黨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