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兼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時起，
共雙方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談判和接觸，周恩來也指導了這項工作。後來，民
同共産發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駐民統治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和的領導工作。這樣，從1936年到1946年，同民代表協商談判，就成爲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外稱他是一個偉大的談判家。
1946年4月，周恩來在一個茶會上說過：“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爲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
從他的內心說，在炮火連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他是深願到前方抗日的。這從他在悼念左權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寫道，“遙望大河以北．請纓有願；困
莖門之內，殺敵無緣。這雖因崗位有別．但髀肉複生的我，遙聞哀耗，究不能無動于衷”。他是多麼希望
上前線，揮師殺敵呀！
但是，和革命事業需要他在後方，而且是在民地區，去從事艱難的前所未有的談判工作。他服從組織的分派，在白
恐怖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新的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十年談判生涯，可以從1936年4月9日晚同張學良的會談說起。
4月9日下午，張學良在王以哲、劉鼎等陪同下從洛川飛抵膚施（延安）。他們來到天主教堂，在暮蒼茫中等候著。馬蹄聲裏，周恩來和李克農到達了。會談進行了一晚上，周恩來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發言和周到恰切、解決實際問題的分析，使張學良感到解決了很多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張學良的愛熱忱，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談的結果，張學良完全同意共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意組織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願意參與醞釀這事。對于蔣介石，張學良認爲蔣現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爭取其抗戰。要他本人目前反蔣還做不到，但是蔣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會離開蔣介石。周恩來表示，關于朕蔣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意把張學良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張學良得到周恩來同志這樣明朗、切實的表示，就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幾個月來思想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一下解決了，頓時表現非常高興，並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們在裏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這次會談，爲中共産同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同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立刻致電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産的意見。當晚，毛澤東、周恩來電複張學良，表示“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
12月15日，周恩來偕羅瑞卿、杜理卿等18人啓程，17日到達西安，傍晚就同張學良會談。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
情況以便作出決斷。會談中，周恩來表示的態度是：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可以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介石的安全無保障。雙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談判條件。6日，他電告中共中央說，南京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在也轉取調和以求恢複自由。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中共中央發出致民中央電，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後發表通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團結全，一致抗日。周恩來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的局面在中出現。事變中，蔣介石的諾言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內的合作形成了，全的抗日戰爭發動了。”爲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一到杭州，二上廬山，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共兩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後，周恩來代表中共産在民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的力量，並領導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團結民主派、進步知識分子、愛人士和際友好人士，爲製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來認爲，在抗戰時期，中共産對蔣介石民的總方針是又聯合又鬥爭。由于蔣介石在各段時間裏對抗日、對中共的態度、政策是有變化的，形勢是發展的，所以中共産的政策應當隨之而相應地有所側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說：“抗戰前一段時間裏，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抗戰，故強調其可變
與革命，而只注意其動搖與被動就夠了。抗戰初期，我們的政策重心在爭取他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故強調持久戰，強調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認識他的妥協與兩面。”到了1943年，“他的抗戰作用日益減少，反動方面日益擴大，並且著書立說，出了《中之命運》一書。這樣下去，必致抗戰失敗，內戰重起。故我們就要公開地揭穿其法西斯實質了。”
蔣介石在抗成初期有過假手日軍消滅開往前線的八路軍的打算，但未能實現。1938年，他主要想從組織上溶化共産，想把共産並入民成爲其中的一個派，但也沒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總的說蔣介石抗戰還比較努力，周恩來往往耐心地就共合作問題解釋中共方面的態度，注重于推動蔣走向進步。1939年以後，蔣介石的重心轉向了反共。從這時起直到抗戰勝利，他的反共傾向總的說是逐漸增加的。從1939年1月民五屆五中全會開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軍事上削弱以至消滅共産的策略。1940年策劃把八路軍、新四軍趕到黃河以北。這期間，周恩來對蔣介石仍在抗戰這一點，還是鼓勵的，但同時批評蔣介石民“溶共”、“剿共”等行爲是在破壞抗戰。1941年民采取軍事“剿共”行動，發動皖南事變，周恩來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的著名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
戈，相煎何急？！”已經成爲這一事件的重要曆史見證。但是在這一年的反共轉入低
後，周恩來立即努力爭取改善共兩關系，後來就恢複了對話。1942年和1943年，蔣介石看到從軍事上采取反共gāo cháo不能達到目的，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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