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周恩來傳五、顧全大局相忍爲黨上一小節]告周恩來，提議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開局面。4月初，周恩來從瑞金趕到長汀，召開作戰會議。會議批准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岩、漳州戰役計劃。會後，周恩來留駐長汀，負責調動兵力，籌集給養，保障前線需要。4月10日，紅軍攻占龍岩。20日，攻占漳州，殲滅
民
守軍張貞部約四個團，俘1600人，繳獲大量物資。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沒有按照中共臨時中央的意圖辦事，使臨時中央感到十分不滿。4月14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爲反對帝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給各蘇區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面前的主要危險”，目前蘇區極端重要的任務是“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進攻”和對右傾“作最堅決無情的爭鬥”。5月20日．臨時中央點名批評周恩來，說伍豪同志到蘇區後，雖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當的轉變”，但是“未鞏固無産階級的領導”，“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的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臨時中央在信中要他們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對此，周恩來不得不作出檢討，而在軍事行動上仍聽取毛澤東的意見。7月21日起，他到前方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隨紅軍行動。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贊成中央局要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提議，建議以毛澤東爲總政委。他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對在後方的中央局要紅軍攻永豐城的意見，主張部隊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爭取群衆，發展蘇區、布置戰場。造成更有利于與敵人決戰的條件。這一爭論，發展到曆史上有名的甯都會議。
10月上句，召開甯都會議。會上，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領導成員打著臨時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評“前方同志表現在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提出以准備爲中心的主張”。強調“要及時和無情的打擊”這種“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周恩來等都受到了批評。集中受到批評的是毛澤東。他們還提出要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的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在發言中檢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確有以准備爲中心的觀念”，肯定“後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他維護了毛澤東。他提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他“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周恩來堅持毛澤東應當留在紅軍中工作，爲此提出了兩種解決辦法，“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這兩種辦法，都與原來情況相似，因爲周恩來原來是以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隨軍行動，對軍事行動方針是具有決定權的。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認爲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自己則認爲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贊成後一種辦法。結果是會議通過了第一種辦法，並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這樣，中共臨時中央不要毛澤東管軍事的意圖，這時候終于實現了。
周恩來和朱德繼續領導紅一方面軍在前方作戰。1932年底，民軍組織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圍剿”軍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蔣介石嫡系十二個師組成的中路軍擔任主攻任務，約16萬人，陳誠爲總指揮。紅一方面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軍，總兵力約7萬人。紅軍采取集中兵方，擊敵中路的方針，經過黃陂、草臺岡兩仗，殲滅蔣介石嫡系部隊近三個師，俘敵1萬
人，勝利地打破了“圍剿”。並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團伏擊殲敵的光輝範例。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遷人中央蘇區。從此，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9月，共産際派駐中共産的軍事顧問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人）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剿”初期，周恩來曾經就作戰方針和戰役部署問題與博古、李德等人進行過多次爭論，觸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陳銘樞、蔣光誦、蔡廷锴、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反對蔣介石，蔣介石調“圍剿”軍入閩對付他們。12月13日，周恩來和朱德致電中革軍委建議調紅軍主力入閩與民主力決戰。李德等不同意紅軍配合十九路軍作戰。卻將紅軍主力進攻民軍構築的堡壘線。20日，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爲名，將周恩來、朱德調回後方，取消“前方總部”，並入中革軍委機關。周恩來、朱德失去了軍事指揮權。紅軍實際上由博古、李德指揮。周恩來曾經說自己到後方後，“李德成了總司令，我連參謀長都不如，只是一個參謀
長”。廣昌戰役後成立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主要是管軍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實際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只是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錯誤造成的結果，是喪失革命根據地，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共有8萬余人，到突破民軍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後，只剩下約3萬多人。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有利于蔣介石的堵截，紅軍損失不小。蔣介石要在湘江東岸消滅紅軍的企圖未能實現，就在紅軍原定計劃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幾萬兵力，布下了一個口袋，而這時博古、李德卻仍命令紅軍按原計劃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這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爲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于是就有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有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李德等參加。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18日，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張，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中央紅軍不去湘西。這次會議的決議，是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是長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博古、李德所犯錯誤的否定，是使中共産和紅軍轉危爲安邁出的第一步。周恩來是會議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貢獻。會後，剝奪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權。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清算了王明“左”傾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會上，周恩來和與會的絕大多數人……
周恩來傳五、顧全大局相忍爲黨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