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
共産
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代表大會。周恩來參與領導了中共”六大”的召開，擔任大會的秘書長。會上，他被選爲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和向忠發、蘇兆征、蔡和森、項英一起，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來負責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並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
向忠發主要因爲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被推選爲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會主席。但他的思想
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後，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計劃，是由周恩來起草提出的。在這以後的大約兩年多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當然，除了向忠發外，中共中央常委還有其他同志和後來增補的李立三。說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從他在六大後的中央內所起的實際作用看，是明顯的。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解決了當時有關中共産的存亡和革命發展的若幹個關鍵問題。
（一）1928年，周恩來最早提出了思想建的問題。
在的建設上著重從思想上建，這是中共産的特點和優點之一。大革命失敗後，必須整頓和重新建設。蔣介石、汪精衛反共，大批共産員堅貞不屈，犧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敵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勢轉變關頭消極動搖，甚至叛變投敵。因此，中共産不但要從組織上改造和建設，而且必須從思想上加強無産階級的堅強的鬥爭意志。另一方面，鬥爭的實際使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就是從城市轉向農村，革命的武裝割據已經開始，大批小資産階級主要是農民湧入了革命隊伍。到1928年11月，員成分中已有75%是農民。對于他們，組織上吸收入了，同時必須看到小資産階級的思想意識在內的發展和影響，存在著如何用無産階級世界觀來改造小資産階級意識的問題。1928年11月11日，周恩來寫出中共中央《告全
同志書》的第四部分。他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精神指出：“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鬥，肅清一切小資産階級的意識。”“要加強無産階級的基礎，同時要繼續改造的紐織，尤其要堅決地反對小資産階級的意識。”
幾乎同時，毛澤東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中，也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大批農民進入紅軍和革命隊伍，加上中農村的封建落後和各種複雜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們感覺無産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若不給以無産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兩個巨人，一個在白區，一個在蘇區；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所見相同。正因爲中共産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後來共産際領導擔心中在農村離開工人階級太遠時，周恩來得以回答說：在農村，經長期鬥爭鍛煉和正確領導，也完全可以無産階級化。
著重從思想上重新建設共産，同時也要在組織上整頓和建設共産。從汪精衛叛變革命後的一年半之中，在白
恐怖壓迫之下，中共各省組織幾經破壞，幹部犧牲不計其數，而自首告密叛變的事也由南而北漸漸遍及全各級部。的組織日益
離群衆、隔絕社會，上級機關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來提出，領導同志應當走入工廠農村社會中，尋找職業，深入群衆，以恢複和重建的組織；整頓地方工作的程序，應先從中心區域做起；員要重在質量的選擇，要在一個地方有了幾個建全的支部後，再成立地方部，要避免空架子機關的毛病。
（二）周恩來
理了當時中共産的見個重要組織中的問題，首先是中共順直省委問題。
順直指的是北京（順天府）和河北（直隸省）。在這裏，中共産設有順直省委。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的曆史轉折時期，這個省委內部出現了混亂。這問題不很快解決，不但北方工作不能發展，而且全渙散的精神都不能轉變。所以，“順直問題是中央開始工作之第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六大”前，蔡和森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去順直巡視，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實際工作中解決問題，反而帶著個人意氣與成見，結果反而造成順直組織的分裂，出現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後，在內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將順直問題移交給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開會討論了順直問題，並于12日作出《中央對順直問題決議案》，發出《中央告順直同志書》。會後，陳潭秋奉命到順直巡視，看到員頭腦中仍充滿了共合作時代的舊觀念，組織路線與工作方法仍是“八七”會議前那一套，極端民主化傾向比較普遍，經濟問題糾纏不清，的各級組織和員很少自覺地開展工作。他與劉少奇、韓連惠決定暫時停止省委職權，井停止京東四縣的活動。陳譚秋到中共中央彙報後，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職權的作法，要他返天津傳達中央指示。陳潭秋傳達後，劉少奇、韓連惠于11月16日寫信給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陳潭秋向中央報告說恢複省委職權事實上無可能，主張由中央直接改組省委常委會。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爲中央解決順直問題的路線是正確的，方法有不足之，陳潭秋、劉少奇在順直工作中有取消主義觀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去巡視。
12月11日，周恩來到天津。他先後參加省委、區委、支部會議，召開談話會，聽取各方意見，本著“從積極工作的出路上解決過去一切糾紛”的方針，多方地做工作。在這基礎上，召開省委常委會，說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見；並在刊《出路》上發表文章，針對認爲“順直的舊基礎已經落伍了，腐爛了”的看法，指出：舊基礎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須立即解散，“正確的辦法是要在現在還存在的舊基礎上深入群衆，積極工作，發展鬥爭，吸收新同志來繼續不斷的改造順直的，逐漸的産主新的鬥爭”。文章還分析了極端民主化與民主集中製、命令主義與說服群衆、懲辦主義與鐵的紀律的區別。12月22日，周恩來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提出這次會議的總方針是貫徹“六大”決議，爭取群衆，發動鬥爭，准備迎接新的革命gāo cháo。陳潭秋、劉少奇也作了報告。會議按中央決定恢複了省委職權，改組了省委常委會和京東組織，挽救了順直的中共組織。
（三）解決江蘇……
周恩來傳四、中共中央工作實際上的主要主持者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