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的預感並沒有錯。曆史正在爲它的偉大兒子醞釀機遇，而丘吉爾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迎合著曆史的發展趨勢。他就戰爭的危險向世人發出的無休止的警告，雖然在長時間內不爲人們所重視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緒，但曆史將很快證明丘吉爾的正確
，並將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輝煌頂
。
丘吉爾畢業于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校，曾在部隊中服役過較長時間，參加過多次戰爭，又擔任過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通過這些經曆和磨煉，使他對于戰爭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驚人的敏感和預見。他似乎一直扮演著一位上帝派來的使者，不斷地向人們發出警告的戰爭預言。
早在1925年，他就對未來戰爭中的一些重大的技術發展作出了高瞻遠矚的預見。而不幸的是，這些預見後來都變成了現實，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他寫道：
“會不會出現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發現的爆炸能都無可比擬地更爲猛烈的呢？會不會發明一種大小像個桔子的炸彈，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大片建築物——或者集中千噸炸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個市區夷平呢？即使是現有的炸彈，是否可以裝在飛行運載工具上，用無線電或其他射線來
縱，不用駕駛員，自動地、連續不斷地轟擊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房或造船廠呢？
“至于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爲什麼要認爲這些方法只限于無機化學呢？對于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准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
的實驗室裏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在丘吉爾于1928年寫成的《戰後》一書中，他對“一戰”結束後的某些情況和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作了深刻的思考，並懷有極大的擔憂，此時他“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他寫道：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擡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松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裏，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裏，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保存著；他們的資料、數據和發明，都由各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注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准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必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爲‘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從漂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
在危險中的家，將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製的毀滅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製。”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盡管丘吉爾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爲“後座議員”，但他仍然密切注視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尤其對德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1932年夏，當他前往巴伐利亞等地考察馬爾巴羅公爵曾經征戰過的古戰場時，對德違反凡爾賽和約，偷偷地重整軍備的事態十分關注。他寫道：
“當我們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動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氣氛，發現這是每一個德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總理，在內掀起了複活德軍主義的狂
，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亦愈演愈烈。丘吉爾又是最早對這個納粹新政權的罪惡進行譴責的人之一。
他寫道：
“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的狂熱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進行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爲藉口而拒絕對文明社會爲數衆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
正當希特勒德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于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並在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裁軍建議。同時，對于堅定地保持強大的陸軍的法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爲“質量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爲應准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
丘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
“以坦克爲例，德人在入侵法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150萬試圖解放法領土的法英兩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爲了製服德人用來守住在法占領地的機關槍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爲了保持所占領的法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槍，要被視爲善良的、防守的機關槍，而用來保住協約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罵……”
就在這次辯論演說中，丘吉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提出了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爲憾。有人認爲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爲這是對德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人民的偉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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