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寫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個令人膽怯的任務，這種說法並不意味在伯林著作中有許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異常清晰的。雖然伯林的著作涵括了廣泛的領域，涉及到許多作者，但它們並非各自分離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題；與之相反，伯林的各種著作都圍繞著一個主題。本書的一個中心觀點就是，所有伯林的著作都是由一個具有巨大顛覆力的觀念貫穿著並使之獲得生命力的。我把這個觀念叫做價值多元論，其意思是，許多終極人類價值是客觀的但又是不可歸約地多樣化的；這些多樣的價值是沖突著的，而且經常是不能和諧共存的；有時，即在它們彼此沖突的時候，它們是不可通約的，即是說，沒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對它們加以比較。本書的大部分篇幅將用于闡釋和評價這個觀念。這個觀念在政治哲學上的意義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都被實現的這種完美社會的理念不僅是一種烏托邦，而且總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活一樣，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敵對的善和惡之間的基本選擇，此時理
棄我們于危難而不顧、我們無論怎麼選擇都要導致一些損失，有時甚至會出現悲劇。我把伯林的由價值多元論引致的這種政治觀稱爲“競爭的自由主義”（agonistic liberalism）。“agon”一詞源于希臘語，它有兩重含義，既是指對唱比賽中的競爭或競賽也是指悲劇中人物的沖突。與我們時代流行的自由主義——即樂觀地認爲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當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諧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斯多葛派的和悲劇的自由主義，它認爲在那些具有內在競爭的價值中存在難以避免的沖突，任何選擇都會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義不像曆史上的和我們時代的自由主義那樣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諧共存的，也不贊同輝格
的曆史哲學（這些自由主義就是與這種曆史哲學相聯系並以它爲基礎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爲自由理傳統提供了富有希望的生機。如我將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著他的價值多元論以及他所堅持的人的曆史主義概念與傳統自由主義對人類的一般觀點之間的無法消除的矛盾，情況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這個矛盾，可以被理解爲他一方面受惠于維科和赫爾德，另一方面又與j．s．穆勒的自由主義有密切關系而導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種曆史主義觀點把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義當作是基于理和基本人的一般要求，或在曆史中居于優先地位的某種主張——就可以消解這個矛盾。我所采取的這個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確的根據，伯林或許也不同意這種辦法。根據對伯林思想所作的這種維科式的和赫爾德式的解釋，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的競爭而是競爭的多元論。
伯林思想的深刻獨創和顛覆有助于解釋那些異常的事實——直到目前爲止，對這種異常的事實仍缺乏專著式的研究。確實，在伯林的理論活動所涉及的任何領域都會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這種獨創和顛覆。在本書中我必須做很大的省略，盡管這些省略都有一些可辯護的理由，但由于遺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終究總是一種遺憾。我沒有利用亨利·哈德擁有的伯林關于許多論題的未出版的文獻，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出版的資料。對于伯林關于認識論問題和意義理論的早期哲學論文，除了指出它們都反對實證主義把一切有意義的論述都歸結爲一種模式的主張，也許這預示了伯林後來對一元論價值論的攻擊，我實在說不出什麼東西。除了間接地或附帶地涉及到一點外，對伯林在俄
研究中所做出的許多重要貢獻，他在戰爭期間作爲政治觀察員所寫的一些報告（這些材料有些曾在《華盛頓通訊》發表），他對音樂的愛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沒有予以論述。我也沒有提到他的許多表現友誼的事例，這些必須等到由米歇爾·依格納鐵夫（michael ignatfeff）撰寫的伯林傳出版後才能爲世人所知。對于伯林的個與他的談話（這些談話在表現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絕的）和思想（他堅信，還有許多與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與之聯系著的現實、正當、價值等）之間的聯系，我也沒有做出說明。我只是把關注重點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論和
現這些思想的哲學概念方面，因爲在我看來，這樣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義的理論成就和他確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現在我只就與他的思想有關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俄的裏加（riga），像梅紐因（yehudi menuhin）一樣，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德（chabad hasidim）的後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在裏加長大，講俄語和德語。他家1915年從裏加搬到安得裏普（andreapol），1917年又搬到彼得格勒，在這裏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然後在拉
維亞停留了短暫時期後于1921年到了英。他的祖父、一個叔叔、一個姑姑和三個表兄弟于1941年在裏加被納粹殺害。他在聖保羅學校上完中學，在牛津基督聖學院受的大學教育。除了有三年時間他先住在紐約後又到華盛頓爲英政府工作，以及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時間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這裏，他一直作爲全靈學院的研究員，1957—1967年擔任社會和政治理論研究會主席，1966—1975年擔任沃爾夫森學院的院長，1974－1978年擔任英研究院院長。此後，他在牛津度過了他的大部分時間，談話、寫作和出版作品。
人們經常把伯林與休谟作對比。這種比較一般並不會形成什麼誤導，但卻遺漏了許多重要的東西。像休谟一樣，伯林後來也放棄了哲學而轉向對曆史的研究，雖然休谟研究的是英曆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們都是運用其哲學觀點于曆史研究的典範。如果伯林與休谟分享著一種深刻的理智上的快樂，一種對思考和寫作中表現的清晰透徹的風格的熱愛以及一種對曆史的諷刺的愛好，那麼伯林自己還有一些爲和藹可
的休谟所缺乏的偏好。這種偏好來源于伯林的多元的繼承因素，這些因素不是英人的而是俄人和猶太人的，這就是他對觀念和人類生活中悲劇感的偏好。伯林曾經說過（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他對英經驗主義的深刻理解和毫無疑義的吸取都是經由英美哲學和康德哲學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學那種專業式的枯燥論述與伯林的著作間有一種深刻的差別，這種差別也許不單純是伯林獨特的寫作風格問題，也不僅表現爲伯林對與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種（通過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還表現在他對理智生活和知識分子的責任的理解上，這些都不是英式的而是俄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雖然也現在他力圖尋求一種區別于英經驗論的嚴密而透徹的標准，但更表現在他對理智的作用（這在英哲學中是沒有得到充分認識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個人與整個人類生活的概念相聯系的能力，伯林這種觀點的根源仍然紮在俄的傳統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滿活力的人類生活概念，——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把它稱作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實最令人感動的解釋”——是一種悲劇的概念，這也是一種與任何神義論的觀念所抵牾的觀念。我認爲，伯林這種悲劇思想的根源則可以追溯到他的猶太人遺傳。正是這些分離的多元文化遺傳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思想中形成多種觀念的微妙纏繞，這些只有借助于紮實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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