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最好的生活？特殊一點說，什麼是最完美的社會？可能有好多種回答。對這個問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看法。一些人從聖書中，或是從上帝的啓示中，或是從有靈感的先知的預言中，或是從教會的傳統中尋找答案，另一些人則從專業的形而上學家的理
洞見中，或是從科學發現和實驗的結合中，或是從沒有被哲學家和神學家亂塗過、也沒有被“有偏見的錯誤”所歪曲的人的先天的“善意”中尋找結論，還有一些人從樸素的好人的純潔心靈中尋找結論。一些人認爲，只有經過訓練的專家才能發現偉大的救世救民的真理，另～些人則主張，對于價值問題每個正常的人都有作出判斷的平等資格。一些人堅持說，這種真理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發現。人類花了那麼長時間才發現其中最重要的真理而又那麼容易就忘記了這些真理真是一種不幸；另一些人則認定，人類也服從發展的規律，只有發展到了成熟期一理時代人們才可能真正發現這些真理。還有～些人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說，人根本不能獲得這些終極的知識，只有天使或只有在來世才能達到這種完美，而人類太脆弱了以至無法在實際生活中遵循它。然而，在所有這些觀點中有一個共同的假定，這就是，原則上我們可以描畫出完美的社會或完美的個人的輪廓，唯一的問題是確定現實的社會或現實的個人離這種完美的理想狀態有多大距離。如果人們能夠比較不完美的程度，就必定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這個獲得最終的客觀結論的信念並沒有被普遍地接受。相對主義者認爲，不同的環境和氣候要求不同的政治，不過他們假定，對大部分地區而言，雖然道路不同，可最終的目標——人類幸福，人們各種希望的滿足——還是一個或是相同的。而古代懷疑論的思想家，如卡爾內亞德（carneades），就走得更遠了，他提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思想，認爲一些最終的價值可能是不相容的，因此，沒有什麼辦法把它們合乎邏輯地結合在一起。在對完美社會觀念的合邏輯的懷疑中，有一些東西不僅存在于古希臘人中，也存在于文藝複興時期的蓬塔諾（pontano），蒙田（montaigne），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以及後來的萊布尼茲（leibniz）和盧梭（rousseau）等的思想中，他們都認爲，利害相依，有得必有失，不存在只有利而無弊的東西。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歐裏庇得斯（ouripdes）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這幾個悲劇作家的心靈裏似乎也有這種思想。然而，西方傳統的主流卻沒有受到這種重要的懷疑論思想的影響，其中心的假定仍然是，價值問題原則上是可以解決的，並且是可以予以最終地解決的。至于解決方案是否要靠不完美的人們不斷予以補充，那是另外的問題，是一個不影響普遍的合理的問題。這一點是古典拱門的拱頂石，而這個古典拱門，在赫爾德（herder）之後，開始崩潰了。”
伊塞亞·伯林：“赫爾德與啓蒙運動”
在西方理智論傳統的開端階段，就堅信所有的善都是可和諧地共存的。在柏拉圖關于善的形式的概念中，他堅認，所有真正的善不僅彼此和諧共存——即是說在理想的條件下它們可以聯合實現，一起得到——而且是以某種方式彼此需要或相互包含的。同樣的思想也可以在亞裏士多德的“中道”的觀念和美德之統一的觀念中發現，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在這種人類最好的生活中，任何人類不斷發展的優點或樣式都是彼此不相沖突或相互排斥的。在亞裏土多德的論述中，這種關于美德的一元論的概念是由實踐推理的理由所支持的。直到現代之前，西方哲學一直受著這種實踐合理思想的支配。對于亞裏士多德的這種觀點，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評論道：
“亞裏土多德的實踐合理概念是與在現代居統治地位的觀念不相一致的。根據一種現代的觀念，一些特殊的好人並不符合另外一些好的標准的要求，因此出現了一種二難困境，對于這種二難困境，有時沒有合理的解決方式。這是因爲亞裏士多德的實踐推理的邏輯同樣是運用于理論論證中的演繹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在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正確的行動，而亞裏士多德實踐推理的前提卻必須與所有其他的真理相一致。依照亞裏土多德的觀點，一個人不可能遇到這種情況，即，根據某種善的要求他成她需要這樣做，而根據另一種同樣是善的要求他或她卻不能這樣做。亞裏士多德與現代觀念的差別最明顯地表現在對造成悲劇的原因的不同解釋上。從現代的觀念看，一種善的要求和另一些善的要求之間的不相容是真實存在的，正是這種現實的二難困境形成了悲劇的起因。因此，一個人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根據一種善的要求，他或她應該這麼去做，而根據另一種善的要求，他或她卻應該強忍住不這麼去做。如果二者都是真理，那麼真理的概念就被改變了；因爲根據有效的演繹推理規則，這不是可傳遞的真理。而從亞裏土多德的觀點看，造成這種悲劇的二難困境存在的原因肯定是由于誤解或不理解。這兩種都是正確的要求之間的明顯的悲劇沖突起源于理由不充足，而不是道德現實的特征。”
亞裏士多德對實踐理的觀點在古希臘人中並不鮮見，蘇格拉底明顯地就持有這種觀點，也許除了幾個詭辯論者外，大多數希臘哲學家都是這個看法。就麥金泰爾似乎否認在古代希臘世界很缺乏這種在不可通約概念中所包含的深層的價值沖突和基本選擇的觀念，他也許犯了一個錯誤，給出了一個被伯林引證的詭辯論者的相反例子。麥金泰爾認爲，現代倫理學的觀念和實踐理的觀念都以這種不可通約的觀念爲特征，他的這種意見同樣也是有爭議的。因爲這種概念是典型的懷疑論和主觀主義的概念，而不是客觀的多元論的概念。也就是說，現代倫理學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否定道德知識，拒斥任何類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斷的東西，因此必然地把道德規範同化爲對偏好的表述。這一點與伯林的客觀多元論形成鮮明的對照。伯林的多元論堅持認爲，價值和價值沖突都是我們認識的內容，基本選擇的必要只是在于這種不可通約的價值之間的沖突。這種客觀的多元論觀點在現代以及古代都不多見，爲人們所不熟悉。亞裏士多德對倫理學的觀點是標准的古希臘人的看法，它認爲道德推理是一種實踐三段論推理，從真實的前提必然能得出正確的道德判斷（或行爲）的結論，而正確的行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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