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聲意味著不斷地彼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按到從傳媒打夾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第一節 媒
觀念
在從事商業活動早期，喬治·索羅斯認爲出名並不是什麼好事情，甚至可能會毀掉他。名聲意味著不斷地被人認出，意味著不斷地接到從傳媒打來的電話，意味著個人歡樂的終結。名聲同時還意味著一個人投資生涯的死亡。
因此在華爾街，他避免抛頭露面，也就無足爲怪了。
按照紐約《格蘭特利潤率觀察家》雜志主編詹姆士·格蘭特的話說，索羅斯並不是獨自生活在
影裏，華爾街地區的大多數人也如此。在華爾街流行的觀點是“像蘑菇一樣，或許財産只適于在黑暗中。華爾街的人們並不想有一天在《紐約時報》上去說明他們怎麼樣去賺錢。他們也不想讓世人知邁自己有多少錢，因爲他們知道：“說不定哪一天，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尊敬就會變成嫉妒，人們會對你一天到晚不停地查問。”
在早期，避開傳媒也很容易。報道商業活動和商界人物對于新聞記者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這些商界人物在董事會的會議室裏可能是手段高明的事業家，在華爾街可能是巨頭，但是，傳媒卻認爲他們缺乏鮮明個
、沒有吸引力，缺乏爭論和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直到1984年，頗具爭論的汽車大亨李·文柯卡的自傳出版，使大多數讀者對他的商業生涯有了大致了解，商界人物第一次成爲人們感興趣的一族。在艾柯卡的書出版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傳媒對商務活動及其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在70年代和80年代，索羅斯似乎對新聞界的宣傳不感興趣。新聞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忽視了他。偶爾有一次，在1975年，《華爾街日報》登載了一篇報道，在頭版簡要地介紹了他的生涯。然而，這樣一個讓他自我表現，樹立公衆形象表現自己的機會，索羅斯還羞羞答答地加以推辭。70年代未80年代初，他曾受電視臺之邀參加了一系列公開討論會，進行
票分析。除了幾個固定場合外。索羅斯不肯再吐露出更多的信息。
對于索羅斯的朋友來說，圍繞投資者的這種沈默不是來自索羅斯，而是來自華爾街。有人認爲，正是投資集團出于對他的輝煌成就的嫉妒，他們極少向記者們提及他，因此，據他的朋友們說，商業傳媒對索羅斯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狀態的缺陷在于：當索羅斯真正受到傳媒關注時，輿論完全是傾向于他的。
雖然以前出現過有關索羅斯的文章，但是，只是在1981年6月，當索羅斯成爲《公共機構投資者》雜志的封面人物時，他才受到了公衆的廣泛注意。
在雜志中介紹他的文章充滿了誇大其詞的話語和嘩衆取寵的措詞，稱索羅斯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證券經營者”。這句話在人們心目中投下了一目光環。在讀者的印象中，索羅斯是一個難解之謎。“不管是他的個，還是他的個人成就，索羅斯帶給人們的都是神秘。除了他偶爾出席電臺的公開討論外，在華爾街或者在證券金融界，一般人很少知道這位隱居的公司經理，更別說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經曆。”
“他的經曆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這就在于：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索羅斯在什麼地方投資，或者從事一項投資活動他會持續多久。作爲海外投資公司的經理，證券與彙兌委員會不要求去登記注冊。他避免同華爾街的行家們接觸。那些在商業活動中認識他的人都承認：他們從來沒有和這個人十分密切地交往過。至于聲譽，普遍認爲他對此毫不在乎，他生活得很愉快。
毫無疑問，《公共機構投資者》的報道是具有積極作用的，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讓索羅斯懷疑，受到新聞界的關注是否值得。這篇報道之後的接連數月，索羅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這是他商業生涯中唯一虧損的一年。1982年，在雇用詹姆士·馬奎之前。索羅斯很清楚地向他講述了他“走出證券市場”的整個經曆，那時心裏不是滋味。
“對于喬治來說，這（新聞界的宣傳之後緊接是證券市場的逆轉）幾乎是有因果聯系的，”馬
茲說，“喬治相信對自己報道的危險，他也懂得這可能使一個人坐在以前的榮譽上觀望，而不是參與。他認爲他已經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和怎樣通過新聞媒介與其他人投資，並注意他能從中得到的東西。不僅僅這些。在這個過程中，他失去了一些長期投資者和朋友，因此，他進入了一個非常秘密的階段。
1983年和1984年，作爲索羅斯的得力助手，馬茲經曆了這個“秘密階段。
在那段時間，新聞記者經常打電話到量子基金會，想了解公司的運作情況，或者索羅斯和馬茲對某一消息如何影響華爾街的看法。在馬茲加入基金會時，索羅斯明確告訴他不要和新聞界接觸。“我和新聞界的最後一次聯系，是在1983年元旦，我去和喬治·索羅斯工作的那一天，”馬茲說。
馬茲是一個友善的人，盡管索羅斯這樣告誡他，他還是喜歡和記者們交談，接他們的電話。在馬茲看來，在公衆面前有一定的影響力是很重要的。他明確地告訴新聞記者，對他的講話的報道只能在隱蔽的位置。“我對記者們說：‘我告訴你們我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認爲我知道的東西，但決不是要爲它們找到歸屬。’”他和量子基金會都不能被引用，這是他的規定。
索羅斯或許感覺到了馬茲同記者們的談話，但是，他從來不過問。此事有時候，馬茲確信索羅斯知道他是某一信息的來源。“他經常以某種方式告知我，我是某種事情的後臺，他會說：‘哎呀，這篇文章聽起來好像就是你寫的。’當某一天，我從他那裏接受了什麼東西，接下來，可能就會出現在了報刊雜志上。”
1984年，阿蘭·拉裴爾進入索羅斯基金會時，他也被告知，不要和新聞界交往，他遵守了這一紀律。“我們索羅斯基金會被認爲是秘密的，我覺得這樣很好。通常，我們采取的策略是恰到好
的。只有到最後，你才能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
爲什麼呢？
“因爲人們會搶先起跑。如果你經營一個全球的公司，那麼，你不希望人們很輕而易舉地追上你。如果人們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想購買什麼東西，他們就會先于你去購買，這只會弄糟你的計劃。”
索羅斯的客戶都在
外．而且都是些“很秘密的”，客戶按照拉裴爾的說法，“他們都不願意在報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索羅斯的新聞政策就是排斥，他沒有代言人，也不搞新聞發布會。“我們需要的，是安安靜靜地來……
金融殺手第十六章 索羅斯的心聲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