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他山之石”指的是生在南京，長在臺灣的海外學者高希均教授的兩本文集：ⅰ《觀念播種》和《優勢臺灣》。
臺灣對于大陸的衆多百姓來說是一個熟悉的名字，可又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對我來說，又是一個勾起恐怖回憶的事物。文革時我因摘帽右派的罪名被抄家。紅衛兵把我們全家人剃了光頭或
陽頭（半個光頭）之後，在輪番批鬥，斥罵甚至拷打了幾個晝夜之後，風
似乎要平靜下去。忽然，一個細心的“紅衛兵”發現了我們四兄
幾十年聚積的兩萬余張郵票中有一張1947年發行的蔣介石總統60壽辰紀念郵票。這張郵票立刻成爲私通臺灣，圖謀翻天的鐵證。于是批鬥再次升級，並且把全家所有的
服、用具、書籍全部沒收。當年我又以“首都危險分子”的身份被趕往山西大同。那年冬天，我們全家拿破棉絮裹身才挨挺過來。
曾幾何時，今天臺灣變成了大陸同胞向往的地方。只要對方准予入境，大陸單位和政府全力協助辦理赴臺手續。這個變化在28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恐怕連高瞻遠矚一萬年的英明人物也未必料到。當前，過去兩岸對立的曆史教訓已不在大陸居民的輿論視野之中。然而如果翻開這幾天的報紙，我們仍舊可以看到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仇殺，南北朝鮮的對立，穆塞停火的困難，以
列和巴勒斯坦人之不共戴天。這些新聞某種意義上正是海峽兩岸之間28年前勢不兩立的翻版。其實，中
人今後是否永遠不會重蹈覆轍，也是很難說的。
發生這種不必要的人群之間相互仇視的具
原因雖然各不相同，但其間有一個共同的條件，即社會的封閉
，信息交流被阻甚至被壟斷。大陸同胞對這一點是有
身會的。私通海外是“文革”其間知識分子被批鬥的一個主要原因；偷聽敵臺則足可以被判刑。臺灣在30年前怕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爭取言論自由的第一步先是要有“聽”的自由。改革15年來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這一切如果沒有對外開放完全是不可能的。說到這裏，我們不難理解高希均教授文集《觀念播種》有多麼重要的意義了。
高希均在臺灣中興大學畢業之後，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獲密歇根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他獲得大學終身教授以後沒有繼續留在學術研究的象牙之塔裏，而是分出一半時間回到臺灣從事觀念播種的事業。30年來一共用中文發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書，總計達400余萬字。他還同一些朋友共同創辦了《天下》和《遠見》兩本雜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傳播新思想，介紹新觀點，引進新學問方面的成績，使他成爲臺灣知識界無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訪問大陸以來，他的著作開始在大陸出版，至今已經出版多種。傳播觀念，開發民智，決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話說：移山比觀念改變還容易些。
作爲一個經濟學家，高希均的大部分文章都和經濟有關。經濟問題是最容易産生誤區的領域。誤區之一就是“白吃午餐”。1977年高希均寫下《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指出想占便宜的自私心理誤導了許多輿論，甚至産生錯誤的政策。“白吃午餐”一詞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教授首創的名詞，高希均利用它評論了臺灣的許多經濟現象。首先是關于工資標准。拿工資的人都想工資標准高一些，可是如果效率不提高，冗員不裁減，增加工資等于白吃午餐。其實，說到底一人民的生活
平並不取決于工資標准，而是取決于總的生産量。只有有益于促進生産的工資平才真能提高生活。際的經驗證明，保持一個略低的工資平才能保證其産品在內外的競爭力，才能爲其産品源源不斷地開拓市場，百姓才能享受較低價格的産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對公營事業的補貼。如、電、煤氣、公共交通的低價格政策，這種政策助長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無例外地成爲地方財政拮據的一個主要原因。到頭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還得從增加百姓的稅收來找齊。例子之三是大學學費該不該上調。高希均主張學費應盡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時給清貧家庭出身的學生貸款或獎學金。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對我們吃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大陸同胞而言，“白吃午餐”的心理恐怕比臺灣同胞更甚。尤其難辦的是大陸政府當局還經常把“白吃午餐”的權利當成是
和政府的工作成績，有意無意地經常宣傳。例如災區人民拿到了救災物資，媒著力描寫百姓如何感謝和政府的關懷，官員們在一旁聽了也似乎受之無愧。應該承認，我的社會主義製度在克服災難方面確實比之西方的民主製度更有效，所以幾
較大的災雖然災情嚴重，人心還穩定。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質財富都是辛勤勞動創造出來的，不是政策變出來的。政策好上了天，沒有各各樣用自己勞動作出無償貢獻的人，天上連一塊饅頭也掉不下來。當然，媒講的不是經濟學，不夠准確也無可厚非。可是經常的不恰當宣傳會産生副作用，有時還很嚴重。因爲這使百姓産生對政府過高的期望，同時又把過于繁重、實際上不可能承擔的責任強加給了政府。企業經營不善，工人收入降低，變成了政府的過失；萬一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政府必須出來收拾殘局，甚至
市疲軟也成了政府的毛病。對比之下，臺灣每年都有上萬個企業倒閉，投機賠錢的人天天都有，近幾年白領階層中出現了失業，郵資漲價，電漲價也不是稀罕事。這些事情中倒了黴的人認准是市場運作的結果，並沒有歸罪于政府，更沒有因而上街遊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經濟學家。他認爲看不見的手比之政府製定産業政策能更有效地優化各部門的産出比例。雖然據說日本的通産省製定了家的産業政策，使日本的工業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發展（日本的支柱産業汽車是一個例外，因爲當年通産省斷定日本發展汽車生産是沒有前途的）。但美自立以來就從來沒有過家的産業政府，倒也沒有發生過比例失調的嚴重問題（30年代的大蕭條不是比例失調，而是宏觀政策犯了大錯誤）。臺灣基本上步美的後塵，發展的曆程也基本順利的。反觀大陸的情況，製定産業政策一直被認爲是政府當仁不讓的權利和義務，從以鋼爲綱到以糧爲綱，從五年計劃到十大關系，一套跟著一套。可是比例失調的問題不但未解決，而且越鬧越厲害。倒是改革以後産業政策不那麼強調了，五年計劃也似有似無，讓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起調節作用，……
誰妨礙了我們致富第三編 經濟製度和社會結構(三)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