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讀書》雜志五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爲《歐洲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受到了徐友漁分別在《南方周末》和互聯網上的批評。對此我不能不予以回應。
徐友漁不喜歡《白銀資本》一書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銀資本》之說成立，那麼自嚴複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
數代人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反思和批判自身傳統中過時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費了，都是錯誤的。陳獨秀、李大钊、魯迅、胡適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賽先生’都錯了。所有這些人都不過是西方中心論這種謬論的上當受騙者和犧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漁，《白銀資本》所涉及的時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紀，對于和嚴複等先賢思想發展密切關聯的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那段曆史則沒有正面的論說，而《白銀資本》與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究竟有怎樣的邏輯關系，這是需要論證的。何況徐友漁提到的四個人中，陳獨秀、李大钊、魯迅都是抵抗帝主義的中堅人物，他們所推動的這種抵抗延續至今，因此五四傳統也絕不能只用“德先生、賽先生”來概括。如果徐友漁假定《白銀資本》與五四運動是互爲否定的，那麼他就有義務向我們大家說明這個邏輯關系是如何推演出來的任于誰會得出陳獨秀、李大钊、魯迅、胡適等人“都不過是西方中心論這種謬論的上當受騙者和犧牲品”這種聳人聽聞的結論，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斷。
我曾給《讀書》雜志寫過文章評述薩義德的《東方學》和伯納爾的《黑
的雅典娜》等著作對理論界的貢獻。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紹《白銀資本》是因爲這三部著作極具代表
，構成了當代西方學術轉型中的三個路標。在今年五月號《讀書》的文章裏，我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這些路標對中學人提出的挑戰，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論’是否適合中實際的老問題，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問題；它真正的挑戰是：中學人
在當今劇烈變動中的全球文化格局裏，應承擔何種角，或不承擔何種角？”徐友漁對我上述的話進行了偷梁換柱的引用，他不去研究我提到的那些理論著作，而是去找路人四打聽，聲稱“我請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學者，他們都不知道有這麼回事”。我們怎樣來理解他的這句話呢？是徐友漁向我們公開承認他自己沒有做過任何研究，還是證明自己根本不具備獨立判斷的能力？否則，他怎會誤以爲白人學者的臉上一定貼著理論專利的標簽？有人拒斥薩義德、伯納爾和弗蘭克等人的理論，這不是什麼新鮮事。西方學界有不少人對福柯、德裏達、斯皮娃克、斯圖亞特-豪爾、鮑德裏亞以及對當代學術作出重要貢獻的其他理論家都抱有同樣的敵意，這一點徐友漁先生是否聽說過？可惜徐友漁沒有能夠坦誠地告訴我們，那些“西方著名學者”究竟是些什麼人，否則，我相信，人們對這場是非會有一個公正的判斷。
劉北成先生翻譯的《白銀資本》今春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後，在中學者中産生了熱烈的反響。據我所知，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中央編譯出版社等單位都召開了有著名經濟學家參加的專題討論會。有關《白銀資本》的書評也陸續在《中青年報》(3.21)、《中讀書商報-書評周刊》(3.21)、《中華讀書報》(3.29)和《文彙報》(5.13)等各大小報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則是五月中旬才在《讀書》上發表。奇怪的是，徐友漁先生單單挑出《讀書》雜志作爲他攻擊的靶子，指責《讀書》不夠專業，理由是早先陳燕谷先生的書評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學的人寫的”。可是，從未聽說徐友漁自己與世界經濟史有過什麼幹系，而他在《質疑》一文中自稱是“以當代西方學術”爲專業，這在人們眼裏就十分可疑了。我本人在美伯克利加州大學給比較文學系的博士班開設當代西方理論課程，約有十個年頭，還是第一次聽說有個什麼叫做“當代西方學術”的專業。如果徐友漁先生能把自己的思維邏輯理清楚的話，那他不至于在剝奪別人發言權的同時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舉出大量的有關白銀貿易的證據，對十五至十八世紀末亞洲和中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所的重要地位給予了新的定位。但此書不是沒有缺憾，我在《歐洲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裏就明確指出書中第一手漢語文獻的缺乏，因爲弗蘭克完全有可能在這些文獻中發掘出對他更有利的證據，或對已有的證據作出修正。當弗蘭克今年五月在社科院訪問期間被問及這一點時，他謙虛地說，《白銀資本》所做的只是個開頭，還有大量的研究有待于中的和其他非西方學者的參與才能完成；相比之下，從亞當-斯密到桑巴特、韋伯、波拉尼等人爲代表的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經濟理論，已有了幾百年的傳統和傳播，要想質疑這樣一個權威的知識
系，非要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蘭克的《白銀資本》針對以歐洲爲中心的世界經濟理論提出了另一套關于早期世界經濟結構的解釋，這是一部綜合的理論書，而不是研究白銀流通的專著。正如韋伯、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理論家所做的那樣，在一部綜合的理論著作中，著者須在盡可能廣泛的領域裏吸收大量的有關研究，而在這方面，弗蘭克對當代最新學術成果的把握是極爲可觀的。
徐友漁誤以爲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證據，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蘭克的把柄，但不幸又打錯地方了。倘若理論著作都以掌握第一手文獻爲准，那麼韋伯、布羅代爾、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經不起推敲，更何況康德和黑格爾。弗蘭克比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略勝一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重視了歐洲以外的世界經濟研究的最新(1990年代)學術成果，在書中引用了濱下武志、阿布一盧格霍特、王斌等許多學者關于亞洲貿易的個案研究，這些個案研究作爲證據進人了《白銀資本》的寫作後，有力地支持了弗蘭克的論點。徐友漁斷章取義地引用阿布一盧格霍特的書評，把《白銀資本》一書裏面所征引的當代際學界(包括阿布一盧格霍特自己)的集勞動成果，貶斥爲“經驗證據之貧乏，統計數據之不完備”。徐友漁究竟掌握了什麼經驗證據和統計數據，就可以小看各學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最經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漁先生既然表現得那麼熱衷于原始文獻，那他爲什麼把查辭典看得比研究檔案文獻更可靠？在《歐洲路燈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曾提到1997年夏天在倫敦使用英家檔案館和東印度公司早期檔案的一些情況。在對1830年前後中英政府之間外交照會加以分析之後，我發現十九世紀中葉，英政府在《天津條約》中明文禁止中人使用“夷”字，這跟“夷”字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如何被傳教士或“漢文正史”翻譯成barbarian(野蠻人)，而barbarian話語又如何進人英議會的辯論有著直接的聯系。另一相關的發現是“夷”字的英譯在鴉片戰爭之前無此固定的譯法，因爲十八世紀初的英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檔案文獻(並非我的發明)顯示，“夷”字的譯名是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人)，此譯法直到1807年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n)編著(華英字典)(1815—1820)時仍被沿用。這段公案我在文章裏已講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我關注的是“夷”字的翻譯史以及鴉片戰爭時期英議會的有關辯論，而不涉及“夷”字在漢語自身幾千年中的詞源變化，更不是爲了回答“夷”字在辭典裏是褒義還是貶義這一類中學生才關心的問題。當我們涉及兩種語言之間複雜的翻譯史時，無論是哪一類辭典、字典，包括雙語詞典，它們對此類研究的價值都是極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語言哲學著稱的徐友漁先生連這一點都鬧不懂，那麼請問劉禾和徐友漁比起來，到底誰“太不學術”？
何況滿清人關後的“夷夏”之爭，使得“夷”字早巳成爲清代經學反複考證和闡釋的重點，因爲“夷”的意義如何界定，它關系到滿人統治漢人的政治合法等等。對曆史檔案無動于衷、對經學文獻視而不見的徐友漁，竟武斷地認爲“夷”字是一個技術問題，只消查一下《辭源》，問題就都解決了。于是，他從《辭源》那裏拖出一條定義來，好像取到法寶似地警告說：“身居外的劉禾女士，在與自己的同胞論戰時，還是翻翻中的權威辭書爲好。”可是，身居內的徐友漁先生忽略了一個要命的細節，那就是：他沒有先去查一查《辭源》到底是哪年編篡的，最早的版本是不是早于1908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檔案和經學家的考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徐友漁就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把年代的先後次序弄顛倒了。這就好比現在從事文字學研究的人，放著曆代宿儒的訓沽材料不用，卻抱著一本二十世紀的工具書《辭源》弄學術，這又能弄出個什麼名堂？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願以此與徐友漁先生共勉。（南方周末）
……《白銀資本》《白銀資本》究竟犯了誰的忌？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看不懂的爭論”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