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白銀資本》之說成立，那麼自嚴複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
數代人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反思和批判自身傳統中過時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費了，都是錯誤的。陳獨秀、李大钊、魯迅、胡適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賽先生”都錯了。所有這些人都不過是西方中心論這種謬論的上當受騙者和犧牲品。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在中受到了特殊禮遇。書未出贊頌的文章即已刊布，書出之後有座談會、研討會、報道與評論，緊接著弗蘭克本人訪華，從南到北一路宣講，十分風光。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值得中人高度重視，或值得在中製造轟動效應？此書的特點是具有挑戰
和爭議，既引起震動，又引起質疑和批評，因爲作者的抱負是要把馬克思、韋伯、湯因比、波拉尼、沃倫斯坦的曆史觀和世界觀統統掃入垃圾堆。
讓我們先來看看此書標新立異的觀點。
弗蘭克認爲，在西方思想家和學者當中，幾乎所有自稱爲反西方中心論的人，其實還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的預設：歐洲在近代由于某些獨特的、內在的原因而強大和先進，歐洲人通過航海“發現”了其它地區，從而使自己的技術、生産方式、製度與文化觀念擴散到世界各地。弗蘭克的觀點與此恰恰相反，他認爲從一種全球視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曆史中，占據舞臺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而在相當程度上，亞洲的中心是中。
在弗蘭克看來，中和亞洲優于歐洲的證據是，在雙方的貿易中，歐洲拿不出可以作交易的産品，由于發展
平低下，歐洲人的産品既不豐富，又沒有競爭力，他們唯一的支付手段是從美洲掠奪和生産的白銀。在一幅全球經濟
系圖中，物品的向西流動和白銀的向東流動，充分說明了亞洲和歐洲的優劣高下之分。歐洲後來的興起全在于搭上了亞洲的經濟列車，“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坐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只是到１９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在火車頭上的位置。”
長期流行著一種看法：西方對東方的征服，是先進的工業文明戰勝了落後的農業文明。弗蘭克認爲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爲中和印度的衰落發生在前，西方的興起出現在後。在他看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經濟系之中，完全沒有什麼生産方式和製度的先進落後之分。東西方的興衰有一個以５００年爲時段的長周期，當東方收縮到最低點時，正是西方擴張階段的最高點，交彙點在１８１５年。強勝弱敗是一時的，並沒有內在原因和必然。在世紀之交的現在，人們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與東方的強盛正以另一個周期的方式出現。
讀完《白銀資本》，我認爲此書的最大問題是其新穎的論點和經驗證據之貧乏、統計數據之不完備，恰成鮮明的對照。比如，當作者斷言存在一個牢不可分的世界經濟系，而“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爲中心的”時，他只是極其簡略地提到了中東南沿海地區的進出口貿易時不時的繁榮，以及中茶葉、絲綢、瓷器的出口，這些外貿活動絕對數量有多大，在整個中的民經濟中占多大比例，中和其他家對這種貿易的依賴程度有多大，我們一概不得而知。
阿布—盧格霍特是觀點最接近弗蘭克的學者，在今春發表的一篇對《白銀資本》的書評中，她說弗蘭克“爲了支持其主張，從第二手來源收集了大量的證據，盡管有時也歪曲其結果，以有利于自己的論證，或時不時犯一些（可原諒的）錯誤……盡管他許諾避免主要地依賴西方資料來源，但他仍局限于未能充分利用非西方的原始材料。”（載于美《世界曆史雜志》，２０００年春季號，第１１卷，第１期）很難想象，材料的來源如此，對材料的態度又如此，能夠讓自己掃蕩前人的曠世奇著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中在近代以前（甚至在近代早期）在技術、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平高于歐洲，這一點對人們並不新鮮。關鍵在于，中爲什麼在近代落伍了？這是隨著列強的持續入侵，一系列喪權辱條約強加于我們時，有覺悟的中人不能不思考的問題。長期居于“中央之”，目無他人的中人，終于痛苦而緩慢地從器物（船、炮）、典章（社會製度）和文化層面認識到西方的優勢。從洋務運動（亦稱自強運動），中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直至現在的改革開放政策，中人走上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清除自身積弊，了解、學習、借鑒西方以實現現代化的不歸之路。
而在《白銀資本》看來，西方的強盛毫無內在原因可言。宗教改革、文藝複興、啓蒙運動、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確立等等，不知是不存在還是無意義，在書中不曾提及。作者否認製度的作用，認爲“與其說製度是經濟進程及其各種變動的決定因素，不如說是它們的衍生物”。至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弗蘭克幹脆宣布：根本沒有那回事！
如果《白銀資本》之說成立，那麼自嚴複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數代人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反思和批判自身傳統中過時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費了，都是錯誤的。陳獨秀、李大钊、魯迅、胡適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賽先生”都錯了。所有這些人都不過是西方中心論這種謬論的上當受騙者和犧牲品。
人們知道，中知識界在９０年代發生了大分化，引發了大爭論（這場爭論目前仍在進行）。堅持還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啓蒙的方向，肯定還是否定提倡德賽二先生的曆史功績和現實必要，是爭論的重大問題之一。啓蒙文化運動被說成是“西方殖民話語的橫向移植”，一大批知識分子被指責爲“臣服于西方主流話語”。在這種背景下，不難理解《白銀資本》異乎尋常的走紅；它被賦予了學術之外的意義，成了借題發揮，發起新一輪攻擊的利器。
劉禾在《讀書》５月號上的文章，可作爲我以上看法的一個例證。文章說，《白銀資本》“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曆史寫作中的成見、偏見和急功近利的僞命題（比如‘中爲什麼沒有現代化’）。”作者將攻擊的火力傾瀉在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一書上，認爲它是重複西方成見的典型。她認爲，檢討鴉片戰爭中的失敗，談論晚清閉關鎖，講落後的封建社會，就是落入西方成見的陷阱之中。
劉禾歪曲對方的寫作動機：“作者將鴉片戰爭這一改變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實在中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樣一個問題上……如果按照他的說法，中人在與大英帝的交戰中犯了‘錯誤’，才導致了後來的悲劇，那麼我們能不能問，爲什麼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錯誤，而惟獨英人沒有犯錯誤？”
我認真讀過《天朝的崩潰》，我認爲作者提出問題的方式與中人的心情是一致的，作者的答案是有啓發的。我們中人當然希望能打敗入侵者，也覺得完全有可能戰勝入侵者，但我們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我們自然要問：中人，尤其是上層決策者，到底犯了什麼戰略上、戰術上的錯誤？這種追問與道義立場當然是兩回事。而劉禾上述責問無非是要造成這種印象：你茅海建居然口口聲聲談被侵略者的錯誤，反倒認爲侵略者沒有犯錯誤！
滿清統治者傲慢無知、閉關鎖、對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從而造成決策失誤，這是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之一。劉禾女士用了不小的篇幅對這個“成見”挑戰，證明死要面子的不是清廷，而是英人；證明西方傳教士在翻譯清政府外交文書時做了手腳，將原文中的“夷”譯成“野蠻人”，從而給英主戰派發動戰爭提供了有力口實。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任何言詞不當都不能成爲侵略的口實。現在只爭論一個技術問題，“夷”到底有沒有貶義，從而反映滿清統治者的“中央帝”的傲慢無知心態。劉禾認爲“夷”只能譯爲“陌生人”、“外人”，其依據是西人的翻譯材料和字典。但我一查《辭源》，卻發現對“夷”的釋義有：“古對異族的貶稱……春秋以後，多用爲對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稱。”我以爲，身居外的劉禾女士，在與自己的同胞論戰時，還是翻翻中的權威辭書爲好。
對《白銀資本》的立論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但它並未提供定論，則是顯而易見的。劉禾急于搬起《白銀資本》打一批中學者，竟急不擇路地宣稱弗蘭克在書中關于白銀貿易的證據是“極有說服力的”、“現有的證據已足以支持弗蘭克的主要論點”，並說此書爲現“當代學術轉型中的路標著作”。作爲以當代西方學術爲專業的人，我請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學者，他們都不知道有這麼回事：以《白銀資本》爲標志，世界學術近來發生了轉型。《白銀資本》剛出兩年，它的曆史地位這麼快就得到確認，這是西方學術界太不學術了，還是劉禾本人太不學術了？
談到學術，我不禁要對發表劉禾文章的《讀書》雜志發幾句議論。
兩年前，在《讀書》編輯部召開的座談會上，陳平原和其他幾位學者對《讀書》的過分學術化傾向提出批評，我當時是竭力捍衛《讀書》主編的方針的。現在看來我錯了，我懷疑能否說《讀書》的問題是過分學術化，《白銀資本》一書就是例證。此書出版前後，《讀書》發了兩篇文章，都是弄文學的人寫的，都是贊譽的。如果真有一種過分學術化的立場，我就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對于這麼專業化的書，爲什麼不請研究世界經濟史、世界通史，或中經濟史、中史的專家來作介紹評論？第二，對于這麼有爭議的書，爲什麼不發表分析、批評意見？
（《白銀資本》，［德］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版，３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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