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往往在曆史的神秘法則面前感到困惑：爲什麼許多聲威赫赫的龐大帝逐漸衰亡或毀于一旦？爲什麼許多蟄居蠻荒默默無聞的民族崛然興起，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與燦爛的文化？衆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羅馬帝竟敗于散居的蠻族部落之手，終于從曆史上消失；號稱東方巨龍的中華帝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視爲蠻夷的蒙滿部族或窮鄉僻壤的貧苦農民所滅亡。在中東與美洲也不乏同樣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滅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被西班牙的特遣艦隊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奪取了王位，帝內原有的繁華城市與壯麗的金字塔早已被夷爲廢墟。南美洲的安達斯山區，或吳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異。希臘古代的偉大曆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總結當時希臘城邦興衰史時曾經指出：“繁華都市的衰亡與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結論：好景從來不久長。”

　　無數曆史事實表明：偉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賤無名的部落所創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的並非龐大的埃及帝而是先前無人知曉的愛奧尼亞半島上的居民。征服輝煌的希臘城邦帝的羅馬人，原來也是不受重視的蠻族。19世紀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家，胎于落後與混亂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當時它們甚至無力抵禦回教徒、馬紮爾人與北歐海盜的侵略。而在西歐境內，領導西方進步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邊遠而過去十分落後的家：17世紀歐洲發展的中心在荷蘭北部諸省，該地一向貧困落後，而且長期受西班牙的統治；18世紀到19世紀初，工業革命最初在英興起，而不是發生在當時最富貴豪華的法蘭西。到19世紀後半葉，達到帝興盛頂點的英卻不得不將深入進行工業革命的領袖地位轉讓于過去一直于沈睡之中的德與遙遠的美洲前殖民地——美。

　　不幸的是，流行的曆史書籍對于這些家與人民興衰的原因都語焉不詳。如果我們有可能簡單地用“弱肉強食”的邏輯來解釋古代帝崩潰原因的話，就不會有那樣多與此相反的“神秘”興衰史引起曆史學家長期不斷地探索了。由曆史學家過去所描繪的種種重大曆史事件的材料中，與其說給出了直接的結論，倒不如說僅僅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素材。然而，由近年來所發現的新的定量化證據，或由已經證實的理論中作出了新的結論，我們發現它們與廣爲流傳的曆史上家興衰的事實相互呼應，這樣就有可能以更准確的方式提出問題和按更合理的步驟來分析事實，從而有系統地對曆史事件進行考察。正是基于這種新的證據與方法，我們進行以下的分析。

　　在上一世紀的經濟發展史中，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都有不少家興衰的實例。這些曆史初看上去不像古代曆史傳說中的那樣富于戲劇，但其神秘程度並不遜，而且其興衰的周期往往更爲短促。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德與日本的經濟業已完全崩潰，背景不同的各經濟學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爲這兩個一貧如洗的戰敗恐怕連維持最起碼的生存都不容易，更不用

　　奢談什麼“發展”了。然而，卻出現了衆所周知的經濟奇迹：西德與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很快就置身于世界最興旺發達的家之列。這兩個戰敗的經濟不僅在短期內重建並恢複到它們戰前的收入平，而且甚至更加迅速地進一步發展並超越了過去的平。西方家內普遍存在著的所謂“滯脹”症，即通貨膨脹與高度失業並存的現象，在西德與日本內總的說來也並不那樣突出。

　　本世紀內也有家衰落的例子。大英帝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代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速度是西方發達家中最低的。實際上，自19世紀最後20年以來，英的經濟增長率已落在大多數發達家之後。目前英的人均收入低于大部分西歐家。至少在過去10年間，英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均高于與之可比的發達家如西德及日本。英經濟的這種增長遲緩與其他方面的困境使得內外的許多專家對所謂“英病”議論紛紛。

　　在美內，也同時可以發現各地區增長速度的巨大差別。與美其他地區及外部世界相比，東北部與舊時中西部各州，特別是其中的大城市業已衰落不堪。紐約與克裏夫蘭市經濟的瀕臨破産，就是這些最早工業化地區收入普遍減少與居民外流的突出代表。與此相反，美的西部地區與南部地區在最近幾十年間迅速發展。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理論來說明這種時運逆轉現象。人們可能認爲，上述興衰的事例的成因已經在分析經濟增長要素的文獻中得到說明。誠然，這些著作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如愛德華·丹尼森（edward denison）關于資本積累、技術發展等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論述，而戴爾·喬根森（dale jorgenson）與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則作出了巨大努力以進行了更爲詳盡的定量估計。然而，不論這類分析如何精細、巧妙與實用，都未能說明發展的最終根源。它們並未能解答什麼是造成儲蓄與投資的動力？以及爲什麼在某一或某一時期內的資金積累與技術創新比在另一或另一時期更多？簡而言之，這些論著中並未追溯到造成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打個比喻說，它們追溯到江河源頭的小溪與湖泊，但沒有解釋注入這些源頭的雨是怎樣生成的。同時，它們也沒有說明經濟發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家的經濟增長爲何受到阻礙。

　　然而，這類分析經濟增長要素的文獻卻有助于揭示迅速發展的經濟中的若幹奧秘。它們闡明了在近代社會中，資本積累的重要程度雖然不及“技術進步”，但仍然是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爲技術進步的作用往往需要通過投資于新設備才能實現，而且促進經濟增長的許多技術革新的實現也需要花費一定的改造投資。對于一經濟政策的任何不信任，特別是對該政治或軍事穩定的任何懷疑，都會增加對投資的疑慮，從而減少那些促進生産的投資。當然，投資者往往傾向于故意誇大公共政策穩定對投資環境的作用，從而爭取獲得特殊的政治優待；但也不能否認投資安全感對于增加投資以及投資類別的影響。事實上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一致公認：凡有礙或有損于投資行爲的任何事件甚至猜疑都會導致民收入的下降。因此，在政局不穩定或經常遭受外來侵略的情況下，任何社會的增産投資的以及經濟的增長率就會低于穩定情況下的相應增長率。在政局不穩定的情況下，資金的外流與長期收益投資的減少甚爲明顯，而儲蓄也將集中于購買易于轉移的非生産貨物，如黃金等等。

　　有鑒于此，法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高速增長就變得令人難解了。其中的原因還不僅在于法在大戰中是一個戰敗並且被德軍所占領，而且還在于：法在過去兩個世紀內曾經經曆了人類曆史上最深刻與持久的多次革命，法蘭西憲法像期刊似地不斷翻新，而且曾四次全部或部分地被外軍隊所占領。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法曾瀕臨武裝革命的邊緣，再加上對組成人民陣線政府的恐惶，引起了部分資金的外流。然而，盡管有這樣異乎尋常的連續不斷的政治動亂與外來侵略，爲什麼1970年法的人均民收入明顯地高于英，並與西德並駕齊驅，僅僅比美低四分之一呢？（此采用石油危機前1970年的數據，以期較准確地調整各生活費用比價上的差別，從而便于進行各實際收入的比較。）

　　法、西德、意大利與比、荷、盧六于1957年組成了歐洲共同市場。自此之後，該六的經濟迅速發展十分令人注目。由表1．1可見，它們的經濟增長明顯地高于未經受軍事侵略與政治動亂的澳大利亞、新西蘭、聯合王與美。在這六個歐洲共同的發起中，有幾個在共同建立後的60年代中發展速度比建立前的1950年更高；雖然此時經濟恢複時期業已結束，有些家甚至趕上了原先較穩定的家准。因此，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開歐洲共同六經濟爲何能夠高速發展之謎。

表1．1各人均內總産值的平均年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