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雖然在第二章內從所采用的邏輯中已作出了某些推論，但後者大半屬于該邏輯本身的直接推理。如果我們把第二章內的論斷與其他的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特別是與經濟學的某些標准理論相聯系，我們將會進一步得出一系列有意義的推論。這些進一步的推論將說明：如果我們所構想的理論是正確的，則可期望在某種類型的社會和曆史條件下發生何種結果。
我們的論斷正確與否不僅取決于第二章內邏輯的正確
，而且還取決于我們將引用的附加事實和邏輯的正確。所幸的是，我們將引用的經濟學的多數內容都是久經驗證的；這主要是指經過廣泛校驗的企業、消費者和工業的“微觀經濟學”。許多局外人認爲經濟學家之間幾乎對所有問題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事實上絕大部分有經驗的經濟學家都接受微觀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不論他們是左翼的或右翼的、是凱恩斯主義者或貨幣主義者。此外，我們還將引用較少爲人所知但卻極有價值的“熊彼特派”對革新和事業心的分析——這也是被許多人所接受的觀點；引用作者本人對于外界企業參加到利潤優厚的工業部門中所起作用的推論．這只不過是對經濟學家通常分析的一點引申。
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首先在本章內比較抽象地討論這些推論，然後才能將它們應用于具
家的具問題——否則就難于理解全書的其余部分。有些讀者認爲不能直接解釋實際經驗的邏輯推理是毫無用
的，因此他們可能懷疑本章與前一章的抽象議論是否具有實際意義。作者在此可以毫不遲疑地保證：如果這兩章的基本推論是正確的，它們將無可爭辯地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
本章的第一項推論涉及如下問題，即一個社會能否通過有組織的集團之間的協商以建立一種合理的與高效率的經濟？前一章內已指出，具有共同利益的小型個人或企業集團有興趣不斷地進行協商直至它們取得最大的總利益爲止。當然，即使在很小的組織內，這種協商不一定會有成果，至于達到集利益的優化就更難取得完全的成功。但這種協商顯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果，而且如果每個人都參加了協商，這種成果將帶有一定程度的公正。這就促使我們考慮：能否通過社會上所有集團的領導人相互協商而取得使全社會的活動達到更高效率的結果。
然而，如果前一章所闡述的邏輯是正確的，就意味著不可能通過廣泛協商達到高效率或平等的目標。社會中的一些人群如消費者、納稅者、失業者以及貧民不可能組成任何團，因爲他們既不具備選擇刺激手段又不是人數很少的個集合；這樣他們很可能被排除在社會協商之外。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有組織的團就會不擇手段地爭取本身的利益。這些團既然負擔了爭取有利于自己政策的大部分費用，就難免製定出一些忽視社會多數人的利益而偏重組織起來的這部分人利益的政策。（用博奕理論的語言：這種社會不于“最優區”或帕累托最優分配狀態，因爲一部分人群由于自己沒有組織故不可能與其他有組織的人群進行協商，從而無法反對有害于自己的政策。）由于社會上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協商之外，就沒有理由設想這種協商的結果對全社會是公正的。不僅如此，這種由不同利益集團協商決策的社會將是低效率的，因爲討價還價既耗費金錢又
費時間。于是我們的第一個推論就是：
1．不存在這樣的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並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如果存在這樣的家，則本書的理論就可能完全錯誤了。
我們第二個推論是關于組成集行動的團所需的時間問題。前一章內業已闡明：組織集行動是困難的和不易成功的。此外，創建任何組織或新的合作方式一般都需要專門的創辦費用，還會遭遇到人們對陌生事物的恐懼與抵製；正如馬奇阿韋利（machi－avelli）在討論其他問題時所指出那樣：“建立一種新秩序是最難于組織、最易于失敗和充滿風險的事業……人們對新事物總是充滿疑慮，直到他們
身會到好之後才會真正相信。”這樣，即使人們由于有了某種選擇刺激手段，或由于其人數很少，完全有條件組織起來或進行合作，往往也要等待有利時機到來之後才可能組織成功。甚至在僅有少數幾個單位的集中，協商進行共同行動也往往相當困難；每一成員都希望自己付出的代價最低，而且在協商中“扯皮”，有時這種協商會無止境地拖延下去。因此小型集團通過協商達成共同行動的協議往往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至于大型集團，只能通過選擇刺激手段來組織共同行動，這時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難。如果這種選擇刺激手段是強製的，則必須組織強製的力量，而且由于人們並不願意被人強製行動，因此這樣做會遇到阻力甚至風險。這時就需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等待有利的時機。著名工會活動家吉米·霍法（jimmy hoffa）的發迹史說明了這一點。年輕的霍法曾經是底特律一所倉庫的搬運工人，而這些搬運工人並無自己的組織。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有一大船草莓運到了碼頭，霍法知道草莓不卸貨很快就會腐爛，就說服工人們進行罷工。雇主爲了保住這批草莓而不得不接受了他的條件。這就生動地說明了吉米·霍法具有精明和敢想敢幹的領袖才能並捕捉了有利時機，但這種情況不易多見。
當以社會壓力和社會獎勵作爲選擇刺激手段時，也會遇到不少困難和拖延。如一個集團已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則爭取其自身利益並不十分困難；但在此情況下這一集團必須利用其社會聯系爲其成員創造足夠大的利益，使他們在繳納會費之後仍然有淨收益。至于要建立新的社會聯系，則困難大得多，而且必然耗費時日。19世紀末的若幹美農業組織，例如“農民協進會”，在新移民區內相當分散的農莊中組織得非常成功；但從已經建立社會聯系的團中吸引會員，即使有可能成功，也需要非凡的領導才能並花費相當的時間。
只有在作出巨大努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創造出大量的選擇物質刺激手段。任何新事業在創建時都有可能成功或失敗，因此，很難保證能爲該集團創造足夠數量的物質利益或說服其他成員提供這種利益。何況以盈利爲目的的企業家們當然都想爲自己創造財富。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既能創造集利益又能增進個人收入的活動方式：例如通過院外集團的部分活動敦促政府製定對某些企業有利的政策，或利用院外集團組織在受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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