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把他的名著命名爲《
家財富的
質和原因的研究》。這位流行學派的創立者在這裏所表示的是一種雙重觀點；家經濟同各個人的私人經濟一樣，是應當在這種雙重觀點下來考察的。
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産力，可以産生大于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他如果據有那份生産力，可以産生大于他所消費的有價值産品，他就會富裕起來。
由此可見，財富的生産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個人如此，拿整個家來說，更加是如此（例如，家是不能僅僅靠著收租過日子的）。德過去每一個世紀總要受到疾病、饑荒或內讧、外戰的摧殘，但是它總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産力，因此每次受到打擊以後，總是能很快地恢複到一定程度的繁榮。西班牙原來是既富且強，不過是備受專製和佰侶勢力的折磨的，雖然它的內環境比較地和平，但是總不能擺
貧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著西班牙人的還是同一個太陽，他們所據有的還是同樣的領土，礦藏還是同樣豐富，他們還是與美洲發現以前、與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樣的人民；但是這個家逐漸喪失了它的生産力，因此日趨貧困。美在獨立戰爭中喪失了無數資財，但是它贏得了獨立以後，生産力有了無限提高，只是由于這個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後短短幾年之內，就在財富上獲得了空前大規模的增長。如果我們把法在1809年與1839年的情況作一對比，後者的有利情況要勝過前者多少倍！盡管如此，法在這一過程中卻喪失了歐洲大陸很大一個地區的主權，遭到了兩次破壞嚴重的侵略，付出的戰費和賠款達數十億法郎。
象亞當·斯密具有這樣明徹理解力的一個人，說是會完全不理會到財富與財富原因之間的差別以及這類原因對家狀況的莫大影響，那是不可能的。在他那部書的緒言裏，他曾明白、剀切地這樣說：“勞動是任何家財富所由産生的泉源，要增加財富，依靠的首先是勞動的生産力，也就是家所一般使用的勞動的精巧、熟練和鑒別力程度，其次是從事于生産勞動者與不從事于生産勞動者的人數的比例。”由此可見，斯密對于家狀況主要決定于生産力的總和這一點，看得何等清楚。
但是，使完整的科學端端正正地從個別思想家的腦海裏一下子湧現，看來並不是造化的計劃。斯密顯然完全被重農學派的世界主義觀念、“普通自由貿易”和他自己的偉大發現“分工”迷惑住了，所以對于生産力對家的重要意義這一點不再能有深切
會。不管他著作的其余部分對科學作出了多大貢獻，他似乎認爲“分工”這個概念是他思想上最卓越的一點。他是打算靠了這一點使他的著作問世以後能哄動一時，使他自己能揚名後世的。
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不論哪一個，如果有一粒寶石要出賣，把它埋在一袋小麥裏帶到市場總不是最好辦法，雖然小麥是極有用的；聰明的辦法莫過于把這粒寶石擺在最顯眼的地方。他是廣有閱曆的，因此他不會不懂得，一個初出茅廬的演員（他的書出版時，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
地位就是這樣），如果在登場第一幕就顯一下身手，博一個滿堂采，那未後來幾幕即使平平而過，也比較地容易獲得諒解；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則作爲書中的緒言與讀者見面的，斯密的打算沒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使他站穩了腳步，成爲經濟學權威。
但是在我們方面卻深信我們能夠證明，正是要把“分工”這一重要發現擺在顯著地位的這種熱情，妨礙了亞當·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討“生産力”的思想內容，使他不能用更完善得多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學說——雖然“生産力”這個名詞在他的緒言裏並不是沒有露面，以下也常常見到，但只是偶然提及的。雖然他自己曾清楚地看到，也曾明白表示，勞動生産力主要決定于完成勞動時的技巧與鑒別力程度，但是由于他對“分工”概念的過度重視，就顯然趨入了歧途，把勞動本身看成是家財富的”泉源”。我們要問，如果一種現象，它本身就是許多深一層原因的結果，而我們卻把這種現象說成是起因，這難道可以認爲是科學的推理嗎？毫無疑問，一切財富總是由腦力和力（勞動）得來的，但是並沒有理由說是由這一事實就可以得出有用的結論；因爲曆史告訴我們，曾有許多家，它們的民盡管克勤克儉，還是不能免于貧困，有些家由貧窮落後的地位進入富強，有些則由富裕與幸福的狀況淪入貧困，凡是對這樣的演變想試究一下原因的，當他聽到了勞動造成富強、怠惰造成貧困的道理以後（其實所羅門王在亞當·斯密之前早就提出了這一點），總是不禁要再問一下，勞動的起因是什麼，怠惰的起因又是什麼呢？
我們說財富的起因是勞動，說得與事實更近一些，也就是起因于人的頭腦和四肢；于是接著就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促使頭腦和手足從事生産、從事于這類活動的是什麼？我們說，這是對個人有鼓勵、激發作用的那種精神力量，是使個人在這方面的努力可以獲得成果的社會狀況，是個人在努力中能夠利用的天然資源；除了這些還有什麼呢？當一個人感到必須爲未來作准備時，他對于這一點看得越清楚，他的智力和感情對他所起的激勵作用就越大，從而促使他要爲與他關系最密切的
人謀未來的安全，提高未來的幸福生活；他如果從少年時起就慣于作遠慮，慣于積極活動，他在這方面的習慣越鞏固，他的高尚感情就越加發展，身心就越加獲得了鍛煉；他從小所看到的榜樣越好，他利用他的身心力量以改善他周圍情況的機會就越大；他的正當活動所受的束搏越少，已往努力的成就越大，所獲得的成果越鞏固，他的有組織、守紀律的活動就越加能夠博得社會的同情和尊敬，他的心情由于偏見、謬論、迷信、無知等而受到的打擊也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身心力量對生産目標將作更大的發揮，將獲得更大的成就，對于他已有的勞動成果也將作更加圓滿的利用。但是所有上述這些方面，主要還是有賴于個人所的社會狀況的。談到社會狀況，這就是說，科學與藝術是否發達；公共製度與法律對于宗教品質、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財産安全、自由和公道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進；內的物質發展、農工商業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視同仁的、相稱的培養；家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力量，……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2章 生産力理論與價值理論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