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1章 意大利人上一小節]不但沒有能增強，反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當此時期，這個共和
所賴以壯大的那種內在的精神意志已經逐漸消失。威尼斯所以能達到富強，是愛、英勇的貴族政治的成就，這種貴族政治是由發奮有爲、熱愛自由的民主精神産生的；只有在民主精神的自由的支持下，只有這種活力在貴族政治的愛心、智慧與勇敢精神的指導下，威尼斯的富強局勢才能存續並加強。但是貴族政治後來逐漸蛻化爲專橫的寡頭政治，人民的自由與活力受到了摧殘，隨著這種情勢的演變，富強的局勢在表面上似乎還支持了一個時期，但是它的基礎已經不複存在。
孟德斯鸠曾這樣說：“一個不能自主的家所求的是，保持它所已有的而不是爭取它所未有的；相反地，一個自主的家則志在于繼續爭取而不是保持現狀。”這句話當然十分正確，但是或者還可以再加上一句——任何人如果安于現狀，不求進取，結果他必將後悔莫及，一個家也是這樣，任何家如果不求進取，它的地位必將逐漸降落，終至覆亡。威尼斯這時不但不爭取擴充商業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從別的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沒有。當與東印度群島通商的新路線發現以後，威尼斯人在那個地區的商業可能要受到排擠，但是他們對于這一點直到有了實際經驗方才感覺，事前竟從未想到。世界上別的家所已經看到的，他們非但沒有看到，還不能相信；當新路線已經發現，情勢已經有了變化，他們已受到了損害時，他們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圖參加新路線，設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堅持舊的通商路線。這時要在競爭中爭取勝利，只有以果敢、進取的精神來巧妙地適應新形勢，而他們卻想使用一些小小的
謀說許來維持現局。當他們最後眼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已經喪失，眼看到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的財富不再流入他們自己的口岸而流到了加第斯和裏斯本時，他們就象那些傻子、那些敗家子一樣，想乞助于煉金術。
當這個共和成長和發展時期，在“功勳錄”（the golden book）上獲得題名，就被認爲是在工商業或在軍事、民政方面努力有卓越成就的一種表揚。當時這種榮譽對外人也是開放的；由佛羅倫薩移入的最出衆的製綢者也茉獲題名，就是一個例子。但是自從認爲榮譽與家公務是貴族階級的世襲權利以後，這個記錄簿就不再啓用。後來人們認爲對于衰弱、窮蹇的貴族政治有給與新生命力的必要，這個記錄簿又重新開放。但是在簿上獲得題名的主要資格已不是象以前那樣的對家作出的貢獻，而是財富與高貴門第。結果獲得題名這件事的榮譽
漸漸喪失，不再受人重視，以致整整經織了一個世紀，在記錄簿上也沒有發現任何新題名。
如果我們從曆史上來檢查一下這個共和和它工商業衰亡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衰弱無能的貴族階級的愚昧、頑固和儒弱以及陷于奴隸地位的人民的漠不關心，置身事外。即使繞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沒有發現，威尼斯工商業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運的。
威尼斯衰亡原因與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共和如出一轍，不外是家統一觀念的缺乏、外強鄰的優勢、內教門的統治以及在歐洲更加強大而統一的家的勃然興起。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威尼斯的商業政策，就不難一眼看破，現代工商業家的商業政策不過是威尼斯政策的依樣葫蘆，只是在規模上有所擴大（即擴大爲全的）而已。通過航海法與關稅政策，在不論哪一種情況下，所保護的總是本的船舶、本的工業，所防禦的總是外的船舶、外的工業；從外輸入原料，以製成品輸出外，總是一個妥善的政策；這些，在那末早的時期就已經奉爲對外貿易的准則了。
近來有人爲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貿易原則辯護，認爲威尼斯衰亡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保護政策。這個說法所含的真理很少而錯誤卻很大。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考察一下威尼斯曆史，當可看出，就它的情形來說，正與後來範回較大的家情形相同，際貿易的自由和限製，對于家的富強有時有利，有時有害，是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變化的。無限製的自由貿易對于這個共和在成立的初期是有利的；它要從僅僅是一個農村的地位上升到商業強，除此以外又有什麼別的路線走呢？當它達到了某一富強階段時，保護政策也仍然對它有利，因爲它由此可以取得工商優勢。但是當它的工業力量已經有了發展，已經
于優勢地位時，保護政策就開始對它不利了，因爲由此使它與一切別的家的競爭于隔離狀態，這就要發生懈怠情緒。所以真正對威尼斯有害的，設不是保護政策的采用，而是當采用的理由已成過去以後，對這個政策仍然堅持不舍。
因此，上述爲自由貿易作辯護的論據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它沒有考慮到世襲君主製各大的興起。威尼斯雖然是一些地區和島嶼的統治者，但它一直是意大利的一個城市，當它上升到工業強的地位時，還是同別的意大利城市在進行著競爭；只要具有統一力量的、完整的家還沒有對它展開競爭，它的禁製商業政策就是絕對有利的。但是一旦情勢有了變化，這些大同它展開了競爭以後，這時它除了使它自己成爲統一的意大利的首腦，使它的商業
系囊括整個意大利家以外，就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維持它的優勢地位。從來就沒有一種商業政策能使一個單獨的城市對許多統一的家長期保持商業優勢的。
從威尼斯這個例子（就這一例證可據以反對今天的商業保護政策這一點而言）中，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恰恰就是這一點———個單獨的城市或一個小邦與大進行競爭時，決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護政策；還有，任何家，借助于保護政策，據有了工商優勢，達到了這個地位以後，就能夠有利地恢複自由貿易政策。
關于上述論爭以及牽涉到際貿易自由這一問題的一切其他討論，往往會有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是許多錯誤論點發生的根源，這就是對于“自由”這一名詞的誤會。當我們談到貿易自由時，我們心目中的自由是與我們談到宗教自由或內政自由時一樣的。因此擁護自由的善意的人們就感到特別需要維護一切形式的自由。因此“自由貿易”就成爲一個通俗名詞，而對一範圍以內的貿易自由與與之間的貿易自由，不加必要的區別了。然而事實上這兩者的質與作用都截然不同，猶如天淵之別。內貿易方面的限製只有在極個別情況下才與公民的個人自由不相抵觸；而在際貿易方面，高度的保護政策卻可以與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並行不悖。事實上最大限度的際貿易自由，它的結果甚至能使家淪于奴隸地位，這一點以後談到波蘭的情況時當有所說明。關于這一點孟德斯鸠說得很對，“商業在自由家裏所受到的限製最大，而在專製政下所受到的限製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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