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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6章 法國人

經濟類作品

  法guo也是繼承了羅馬文化的許多殘余的。當日耳曼族法蘭克人侵入時,這些人所愛好的沒有別的,只是打獵,因此有許多久經耕種的地區又變成了森林與荒地,使法guo幾乎又失去了一切。法guo同歐洲所有其他guo家一樣,它在中世紀時農業所以獲得進展,大部分有賴于宗教勢力,不過後來成爲文化發展上一個重大障礙的也是這個勢力。修道院中人不象貴族那樣不斷地從事于仇殺、競爭,並不以兵役義務來磨難他們的奴屬,田地與牲畜受劫掠與破壞的危險也比較少。教士們所喜歡的是安閑生活,反對的是爭吵,而且往往願意扶危救困,以此來博得聲譽和別人的尊敬。因此有一句老話,“寄居在教門中人的屋檐下總是幸福的。”對于法guo早期工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是十字軍、路易九世(聖路易)建立的市民社會與行會製度、與意大利及法蘭德斯的接近等因素。早在十四世紀時,諾曼地與布列塔尼就已經從事于製造毛織品與麻織品,供guo內消費並運銷英guo。這個時候,它的酒與鹽的出口業務,主要由漢撒商人爲居間,也已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法蘭西斯一世的努力,法guo南部開始有了絲織業。亨利四世也重視這一工業,同時並注意玻璃、麻布及毛紡織工業的發展;裏舍留與馬紮藍也曾注意促進盧昂和se當的絲稠、天鵝絨與呢絨製造業以及漁業與航運業。

  美洲的發現使法guo受到了最有利的影響,這種情況當時是再沒有任何一個guo家比得上的。法guo西部所産谷物運銷西班牙的數量很大。比利牛斯山區每年有許多農民移入西班牙東北一帶去找尋工作。法guo曾以大量的酒和鹽運銷西班牙屬尼德蘭;它的絲綢、天鵝絨、尤其是某些奢侈品曾大量銷售尼德蘭、英guo、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由于這些原故,在很早一個時期曾有很多西班牙金幣與銀幣在法guo流通。

  但是法guo工業的全盛時代是從科爾伯特開始的。

  當馬紮藍死的時候,法guo不論是工商業、航運業或漁業都沒有達到重要地位,那時法guo的財政更chu于最惡劣的境地。

  科爾伯特卻有勇氣獨立擔負起一種任務,這種任務在英guo是經過三個世紀不斷努力、兩次革命的代價,才得以順利完成的。他向各guo招聘優秀技師和工人,收買商業上的秘訣,並廣泛搜羅精美的機械和工具。他實行了統一而有效的稅則,使本guo工業在guo內獲得了穩定市場。對于內地關稅盡可能地撤廢或加以限製,一方面積極建設公路與運河,以改進guo內運輸。這些措施使農業獲得了甚至比工業更大的利益,因爲消費者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到兩倍,生産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接觸很便利,而且運輸的代價低廉。他又降低了對地産的直接稅,減輕了以前征稅時在手續上的那種嚴厲苛刻的程度,平衡了租稅負擔,最後還實行了降低利率的辦法,這樣就使農業方面獲得了更大利益。他只是當谷物供應不足、價格高漲時,才禁止谷物出口。他對于guo外貿易的推廣與漁業的發展特別重視。他與地中海東部沿岸各guo重新建立了商業關系,擴大了對殖民地的貿易,開辟了對北歐的貿易。他對于行政的一切部門采行了最嚴格的節約措施,並使之在工作上秩序井然。他死的時候,法guo製造毛織品的紡織機已經有五萬架,每年絲織品産值已達五千萬法郎。guo家的歲人已增加了二千八百萬法郎。這時法guo已擁有繁盛的漁業,大量的商船,一支強大的海軍。

  隔了一個世紀以後,有些經濟學家對科爾伯特嚴厲地加以責難,認爲這位政治家急于促進工業利益而以農業利益爲犧牲。這樣的責難是過當的,只是說明了這些作家自己對工業的本質並沒有充分了解。

  但是,科爾伯特即使對原料出口反對作定期xing的阻止,被認爲在這一點上措施失當,然而由于對guo內工業發展的鼓勵,他卻使人們大大地增加了對農産品的需要,使農業獲得了十倍于上述損失的補償。如果說他對工業規定了一套新的措施,以命令強製實行,違背時即加懲罰,因而認爲他違反了政治家的開明風度,那麼要曉得,這樣的措施是適應時機的,在他所chu的時代也還是最有利、最適當的,那個時候人民chu于長期專製統治下,意志消沈,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即使對于有進步意義的革新也抱著反對態度,科爾伯特所應付的就是這樣一種人民。

  有人說科爾伯特的保護製度,使法guo喪失了一大部分的guo內工業,這只有對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廢除後的極度悲慘後果完全視若無睹的那個學派,才能把這個罪過加在科爾伯特身上。在他死後的三年間,由于上述敕令廢除後的種種倒行逆施,法guo最勤奮、最幹練、事業上最成功的五十萬居民被迫離開祖guo。這些人流到了瑞士,流到了德guo的每一個新教區、特別是普魯士,還流到了荷蘭和英guo,他們在那些地方安家落戶,把他們的事業和資本帶了過去,這就使他們的祖guo受到了雙重損害。這樣就由于法皇一個姘婦的yin謀毒計,在三年之中,毀滅了整整一個世代的豐功偉績,使法guo再度陷于那種奄無生氣的情況;而英guo則在憲法的庇護下,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激起了全guo的一切積極因素,由伊麗莎白和她的上一代開始的那些建設事業一直在穩步進行,中間從未停頓,而且熱情越來越高。

  法guo由于長期的政治腐敗,它的工業與財政狀況毫無起se,與英guo那種欣欣向榮的氣象恰恰成一鮮明對比,因此在大革命將發生以前,引起了法guo政治家們的仿效心。他們被那些經濟學家不切實際的理論所蠱惑,與科爾伯特的政策方針相反,希望建立自由貿易,以此爲補救辦法。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guo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進口稅率減爲百分之十二),以此爲條件,使法guo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guo暢銷,法guo一下子就能夠恢複繁榮狀態。英guo對于這個建議當然極度歡迎,要它對法guo來一個麥修恩條約的翻版,它又何樂而不爲,于是成立了1786年的伊甸條約,這個條約所造成的不利于法guo的毀滅xing結果,與葡萄牙原版所造成的絲毫沒有兩樣。

  英guo人是習慣于伊比利亞半島的烈xing飲料的,因此對法guo酒的消費量並沒有增加到原來所想望的程度。這時更加使法guo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們在英guo行銷的只是一些時興貨和小工藝品等雜貨,這些貨物的總值是很有限的,而英guo所提供的卻都是主要必需品,總值非常巨大,而且英guo工業家在價格、質量以及賒銷條件各方面所提供的,chuchu勝過法guo的工業家。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競爭以後,法guo工業家已瀕于破産之境,法guo的製酒商所獲甚微,于是法guo人想趕緊止注這種惡化現象的演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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