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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第8章 俄國人

經濟類作品

  俄guo在文化上與工業上的初期發展,主要是由于對希臘的交往、漢撒各城市對諾夫戈羅德的通商,以及(在諾夫戈羅德被伊凡·瓦西裏葉維奇破壞以後)發現了與自海沿岸通航的路線以後從而興起的對英guo與荷蘭的貿易關系。

  但是俄guo在工業上、特別是在文化上的巨大發展則開始于彼得大帝。guo民的團結與政治的環境這兩者對于一guo的經濟生活有莫大影響,俄guo近一百四十年未的曆史在這一點上提供了極有力的證明。

  俄guo的君主威權,把無數未開化的遊牧民族聯合起來,建成了一個統一guo家;俄guo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農業上有了巨大發展,人口不斷增長,通過運河與道路的修築使guo內交通便利,guo外貿易規模壯闊,居于商業強guo地位,它所以能獲得這一系列的成就,就是由于具有統一的鞏固政權。

  俄guo的獨立商業製度,只是從1821年才開始的。

  當葉卡德琳娜二世時代,由于她對于guo外流入的技工與工業家的優惠待遇,當然使本guo工商業獲得了一些發展;但是由于guo家在文化上欠缺的地方還很多,因此在鐵、玻璃、麻布等工業方面,尤其是在guo內農産與礦産豐富的條件下特別有利的那些工業方面,還沒有能越出初期發展階段。

  還有一點,就當時情形來說,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未必有助于這個guo家的經濟利益。假使當時同它有往來的guo家向它大量購買糧食、原料以及它所能供應的一些簡陋的工業品,還有,假使沒有戰事以及一些guo外事變的幹擾,則俄guo借助于對一些比它先進的guo家的交往關系,就可能會實現更大的繁榮,它的一般文化狀態通過這類交往,就可以取得比較在工業製度丁更大的進步,但是由于戰爭與大陸封鎖政策以及各guo在商業上所規定的限製,使它不得不放棄了輸出原料輸入製造品的那條路,別尋發展途徑。在這樣情況下,俄guo原有的海上貿易關系就發生了波折。它對大陸西部的陸路貿易沒有能彌補這方面的損失,因此對于所擁有的原料不得不由它自己來利用。戰事結束,全面和平實現以後,它就有了一種要求,想回到舊有的製度。政府,甚至沙皇本人,都傾向于贊成自由貿易。在俄guo,斯托哈先生的著作是享有極高聲望的,就象薩依先生的著作在德guo那樣。俄guoguo內工業在大陸封鎖時期取得了一些進展,這個時期過去以後,由于英guo的競爭而受到了損失,一般對于這樣的打擊最初還沒有感到震驚。一些理論家認爲對于這種打擊不妨忍受一下,自由貿易的良好效果隨後自會發生。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商業環境也的確非常有利于這種轉變。歐洲西部農産品的歉收,使俄guo農作物有了大量輸出的機會,因此俄guo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得借此獲得巨大收入,而與工業品的大量進口相平衡。

  但是對俄guo農産品這種一時的、非常的需求過去以後,另一方面,當英guo爲了照顧貴族的利益對谷物輸入加以限製,爲了照顧加拿大的利益對木材輸入也加以限製以後,俄guo就陷入了本guo工業崩潰與guo外輸入工業品泛濫的雙重困境。以前一般人們,與斯托哈先生一樣,是把貿易平衡這個說法看作是一種離奇的幻想的,認爲一個有理智的、進步的人而相信這種說法,其荒謬與可笑,簡直無異于相信十七世紀的魔術、妖法;雖然他們原來的態度如此,現在卻不得不無限驚訝地覺察到,在獨立guo家彼此之間必然存在著所謂貿易均衡這樣一種xing質的東西。俄guo最開明的、眼光最敏銳的政治家涅塞爾羅德伯爵就毫不合糊地公開承認,他相信這個說法。他在1821年的一個官方文件中這樣說:“俄guo爲環境所壓迫,現在不得不考慮采行一種無所依傍的貿易製度;我們的産品現在找不到guo外市場,guo內工業已經破産,或已近于破産,所有guo內的現款都向外guo流出,最殷實的商行也已瀕于倒閉,情況岌岌可危。”

  俄guo實行保護製度後的有利效果與恢複自由貿易時所發生的有害效果,同樣足以使那些理論家所標榜的一些原則與論斷聲譽掃地。這時外guo的資本、才能與勞力,從各文化區域,尤其是英guo和德guo,不斷流入俄guo,目的在于分享其guo內工業所提供的利益。俄guo的貴族階級也在大ti上模仿了政府的政策。他們的産物在guo外既找不到市場,就想換一個方向來解決問題,想把市場移置到生産所在地的附近,就是說想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設立工廠。結果由于新成立的毛紡織廠對細羊毛需求增加,使養羊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guo外貿易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有了增長,尤其對中guo、波斯以及亞洲其他鄰近各guo的貿易增長更快。商業恐慌氣氛一掃而空,這只要看一看當時俄guo商業大臣的報告就可以明白,俄guo主要由于采行了這個製度,guo家財富與力量才有了巨大的進展。

  德guo人則對于這種進展趨勢故意不加重視,只是對于德guo東北地區由此造成的損失埋怨不休,這種態度是愚蠢的。guo家就同個人一樣,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桂在心頭。俄guo人對于德guo的福利並無加以關懷的義務;德guo人必須當心的是德guo,俄guo人所要關心的是俄guo。無須埋怨,也不必癡心期待將來的自由貿易那個救世主,趕快把世界主義製度扔在火裏,從俄guo的榜樣取得教訓,這樣做要好得多。

  英guo對于俄guo的這一商業政策滿懷嫉忌,這是極其自然的。憑了這一個政策,俄guo已經把它自己從英guo的勢力範圍中解放了出來,在亞洲從事競爭時,它與英guo已經分庭抗禮。即使英guo製品比較便宜,但是由于俄guo在地理位置上比較接近以及它的政治勢力,英guo在中亞細亞貿易中,這一優點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俄guo與歐洲比較,也許仍然只好算是一個略有幾分文明的guo家,但是與亞洲比較時,它就要算是一個十足的文明guo家了。

  不過這一點也是不能否認的,俄guo在文化與政治製度上還有許多欠缺之chu,尤其是帝guo政府如果不能銳意改進,實施有效的地方行政製度,逐步限製並最後取消農奴製,組成有教育的中産階級與自由的農民階級,改善內部運輸工具和對中亞細亞的交通,從而通過這一系列措施,使它的政治狀況與工業要求兩相協調,則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將受到莫大阻礙。這些存在的困難都是俄guo需要在本世紀加以克服的,它要在工農商業、航運與海軍方面獲得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有賴于這種努力,但是要使這類改革成爲可能並見諸事實,則首先必須使俄guo貴族們認識到,通過這類改革能夠獲得最大進展的,就是他們自己的物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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