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學術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穩如磐石，能做到這一點的科學著作爲數甚少。固然，亞當·斯密更具有啓發
，馬爾薩斯更富于獨創，李嘉圖更有條理，可事實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總結這三個人的發現，知道如何把這些發現首尾一致地聯結在一起，使普通人對其有所了解。他的偉大不在于爲後人發現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達出了當時人們所信賴的那些真理。
不管整個經濟理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穆勒的著作都將永遠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它所記錄的那些經濟理論曾推動了19世紀前半葉政治形勢的發展。不管我們認爲它有關人類行爲的分析正確與否，它都無疑是一份價值極高的曆史文件。也許穆勒對人類行爲方式的描述是不全面的乃至錯誤的，但毫無疑問，他非常精彩和真實地描述了19世紀中葉知識階層的行爲方式。爲穆勒的這本書寫導言，最好的方法莫過于敘述一下它是在哪些因素的影響下寫出來的。因爲，正如伊麗莎白時代馬洛或莎士比亞的戲劇，其靈感來自觀衆，其人物反映了德雷克和雷利的精神那樣，維多利亞時代的經濟學則從19世紀英
公衆那裏獲得其感並反映了當時政治家的精神，這些政治家在19世紀上半葉已爲商業英帝奠定了基礎。
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發表于1848年。相同主題的另一本書即亞當·斯密的《富論》，發表于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就對公衆的影響而言，只有這部書能與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相匹敵。比較對照一下這兩部著作可以給人以啓發，特別是因爲這兩部書的作者在氣質上有某種相同之
。穆勒和斯密都受過哲學方面的訓練，而又都對實際事務感興趣。他們各自都把理論視爲影響政治和商業活動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們從事政治和商業活動的動機時，都發現自己的理論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寬廣銳利的眼光。不過，斯密的眼光是預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則是哲學曆史學家式的。斯密不得不爲其理論開辟道路，而穆勒面對的聽衆則已准備好接受其理論，把其理論看作是人類智慧的
現。自斯密時代以來，已有兩代英政治家實施了斯密的理論，這種理論已爲諸如坎甯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爾這樣的人開展活動奠定了基礎；在立法方面取得的無比輝煌的成就，已證明這種理論是正確的。穆勒的整個一生是在這種進步事業的擁護者當中度過的。他父
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領袖；他本人則曾經在第二代政治家開展的鬥爭中搏鬥厮殺，與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榮地聯系在一起。他曾參加那場偉大的鬥爭，最終廢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濟製度；曾參加那場改革，使整個家的通貨具有了牢固的基礎；曾參與確立自由貿易爲英的基本策；曾參與創建了英的殖民帝系，同世界古往今來的其他殖民系相比，這一系從原則上說更爲開明，從結果上說更爲仁慈。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所面對的便是被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亂的讀者，讀者信賴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爲取得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決定意義的理由則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這些政治運動的基礎，把這些政治運動納入了一完整的社會哲學系。
對于凡人來說，享有這樣的地位是危險的。假如穆勒不是那麼偉大，這樣的地位很可能毀了他，使他不可能産生持久的影響。一個人在這一代是深孚衆望的大師，到下一代則往往名譽掃地，盡管這也許不那麼公平。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産生了穆勒的那個時代與條件，在音樂方面産生了門德爾松，在文學方面産生了麥考利；門德爾松和麥考利表現出一幅對過去無所不知、對未來確信無疑的神態。這使上了年紀的莫爾本勳爵禁不住感歎道：“但願我能象湯姆·麥考利那樣對一切都確信無疑”。莫爾本曆盡滄桑，不相信只需一代人整個世界的智慧便會達到頂
。那些忽視未來的人，已遭到未來的報複。門德爾松正象當年被評價過高那樣，現在則被評價過低；麥考利對未來的確信無疑，常使人用這樣一句名言來譏諷他的作品：“既然其他一切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總是甯願作快活的撒謊者而不願作呆子。”
穆勒則較爲尊重未來，因而也得到了未來的較好回報。的確，很少有人能象穆勒那樣經受住成名的考驗。他能避開成名後可能遇到的陷阱，是因爲他有很強的敬畏心和同情心。穆勒在其《自傳》中描述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若是格不那麼堅強的人，這種教育也許會窒息這兩種感情，但就穆勒來說，反而使這兩種感情更加不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同情心使他不洋洋自得，敬畏心使他不爲任何人的吹捧所動，不把任何人的評判當作最後定論。即便在他的這本書裏有些話語帶有師長的口氣——比如，穆勒在一著名段落中說，在基本價值法則方面，幾乎沒有剩下什麼東西或根本未剩下任何東西可供以後的作家加以改造——令人驚奇的也不是爲何會出現這種權威口氣，而是這種權威口氣爲何出現得這樣少。
盡管穆勒竭力不擺權威的架子，但他卻能很好地利用自己享有的各種有利條件。他對讀者心中有數。他與亞當·斯密不同，不必先對曆史進行考察，以使讀者在思想上有所准備，能吃下他預備的豐盛宴席。他發現讀者已作好了准備而且餓得很。斯密曾不得不創造出公共財富或民財富這一概念，而穆勒只需把這一現成概念拿過來進行分析就行了。對斯密的讀者而言，財富自然指的是一筆錢，因而他不得不經常盡力消除他們的這種錯誤觀念。對穆勒的讀者來說，財富包含的內容則要多得多。盡管他們非常熟悉皮爾和科布登的富于機智的講演，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卻使他們不相信純粹重商主義的家政策理論，而把民財富看作是可用以增進人類幸福的全部商品。如何生産這些商品，如何分配這些商品，如何交換這些商品，這些便是斯密所要考察的題目。他只需分析當時在英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哲學提供的材料。與其同時代的人相比，他的分析不僅具有更強的條理，而且還具有更廣闊的視野；不過，正是從同代人那裏，他不加懷疑地接受了他所考察的那些概念。論斷是他自己的，但所討論的問題卻取自當時幾乎顯得陳腐的思想。
當時的那些思想觀念對穆勒産生了非常強烈而又微妙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從諸如卡萊爾或金斯利的著作中看出來。這兩位作家試圖采取與穆勒相對立的立場，他們的思想基礎是這樣－健全而有益的觀念，即不應把物質財富提升到獨立實的高度，而與享用者的幸福斷絕關系。但無論是卡萊爾還是金斯利，似乎都未能真正有效地表達出這種反對意見。他們不是拒絕接受穆勒的概念，而是謾罵指責他所得出的結論。同穆勒一樣，在他們那裏，所討論的問題是現成的，論斷則是他們自己作出的；但他們都不如穆勒那麼有條理，不如穆勒那麼耐心地考察，因而所作的論斷便不如穆勒的那麼正確。
過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穆勒的方法與假設才受到了真正致命的批判。誠然，曆史學派先是在德，然後在英和美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但是，他們與穆勒的分歧遠非象表面看到的那麼巨大。他們抱怨穆勒把其時代特有的某些製度和行爲方式當作所有時代普遍存在的製度和行爲方式。白哲特的《英政治經濟學中的假設》，就是這種批判的一個極好的例子。但這並未觸及事情的本質。穆勒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弱點與其說是在于它把特殊形態的財富當作絕對和獨立的思考對象，還不如說是在于它以這種方式看待任何形態的財富。向前真正邁出第一步的人是傑文斯及其同代人；他們分析的不是人們假想的物品固有的效用，而是物品在什麼條件下才對活人具有效用。在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問世以來的28年間，這在年輕一代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一直是清晰的主音調，而且一直在給予他們的分析以新的靈感，在加寬他們的論述範圍。
盡管如此，這些年輕人的著作卻沒有一本能夠取代穆勒的著作。他們的研究工作仍于發育期，既有發育期的長，又有發育期的短。正如俗話所說，有所得必有所失。沒有哪一位現代經濟學家能象穆勒那樣泰然自若，心中有數。誰要想尋求最新發現，想尋求有關未來發展的最深刻啓示，那他不要到穆勒那裏去尋找。但大多數讀者沒有當探索者的野心，甯願沿著老路前行，直到弄清哪條新道路能把他們帶到目的地爲止，他們需要的是父輩得出的結論，而不是兒子輩的胡猜亂想。對這樣的讀者來說，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仍具有其權威地位．
亞瑟·t．哈德利
……《政治經濟學原理》特別導言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穆勒序言”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