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政治經濟學原理第11章 論工資上一小節]郡、多塞特群、貝德福郡、白金漢郡這樣一些最排外的農業地區的勞動者，其現狀已足以令人心寒。這些地方的勞動者，家庭人口多，而且即使在充分就業的時候，其每周的工資也只有8－9先令，所以有時就成爲公衆同情的對象。然而，只是同情是不夠的，現在已經到了認清實情而采取有效措施的時候。
不幸的是，人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不用良知，而是只憑感情。人們固然往往對于貧民的困境逐漸加深同情，認爲貧民有受到別人救濟的權利，同時都幾乎普遍地不願正視貧民
境的真實困難，根本不願注意他們物質生活的改善所應具備的各種條件。關于勞動者生活狀況的討論，關于勞動者悲慘狀態的感歎，對于對此漠不關心者的譴責，以及想要改善這種狀況的各種計劃，在世界各
和各個時期，都沒有象現在那樣普遍。但是，這些論客無形中都忽視了工資的法則，或稱之爲“狠心的馬爾薩斯主義”，把它抛在一邊。但是，告訴人們可以多生孩子（孩子出生後肯定是可憐的，大部分將會墮落），比告訴人們不要生這樣的孩子更爲“狠心”。另外，人們雖然認爲反對生育是殘酷的，但是他們忘記了這種生育的行爲既是當事者“對動物本能的屈從”，又是當事者“令人厭惡的權力濫用”。
半野蠻狀態的人類具有野蠻人共有的怠情與寡慾，在他們未
離半野蠻狀態的時候，是不宜限製人口的。當時人類的心理必須有物資缺乏的壓力，才能夠刺激其勞動與創造力，從而完成過去人類生存方式上所有變革中的最大變革。正是因爲這種變革，才使近代産業生活戰勝了狩獵、牧畜和軍事（或掠奪）的社會狀態。同奴隸製度也起作用一樣，物資缺乏在當時也起作用。而在當今世界的某些角落，即使有了比較文明的社會伸手援助，這種物資缺乏也許仍會起作用。但是，在歐洲，如果說以前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即貧困的生活使人們變成較好的勞動者或較文明的人的時代，那麼現在它早已不再存在了。相反，如果農業勞動者的生活比較富裕，那麼他們顯然會更有效地勞動，並且成爲更好的公民。因此，我要問，他們的人數如果減少了，他們的工資是否會高一些？這就是現在唯一的問題。撇開這一問題，去抨擊馬爾薩斯和其他著述家的非主要的觀點，以爲這樣的駁斥可以否定人口原理，那是徒勞的。例如，馬爾薩斯認爲，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糧食或許是按算術級數增長的。這原是一種比喻，並不重要。有些人抓住這句話，輕易地取得了“勝利”。但是，任何公正的讀者都知道，馬爾薩斯並未重視用數字的精確度來說明不能用數字證實的事物這一不成功的嘗試。另外，凡有推理能力的人都會明白，這一說法對于馬爾薩斯的論證來說，完全是多余的。馬爾薩斯的早期信徒的片言只語，曾經後來的政治經濟學家修正，現在有人對此極爲重視。有些作者曾說，人口的增加有快于糧食增加的傾向。這種主張的原意是，人口如果未受死亡或謹慎明智行爲的限製，那麼，在多數情況下．其增長快于糧食。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不錯的。但因這些限製，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地方，其發生作用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把這些著述家的話解釋爲人口的增加總是快于糧食的增加，結果是人民越來越貧困，這也未嘗不可。按照上面這樣的解釋，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即社會越文明，謹慎明智的限製力就越強，人口的增長速度（與糧食相比較）就越緩慢。如果認爲，在任何進步的社會裏，人口的增加有快于糧食的增加或者其速度與糧食相同的傾向，那麼，這樣的主張是錯誤的。這裏所用的“傾向”一詞，其意義與有些著述家所說的“傾向”完全不同。不過，暫且不說這種用詞的問題，在一些古老的家裏，人口緊緊地逼迫著糧食，這是兩派一致承認的。盡管這種逼迫在減輕，但是最貧困的勞動階級的思想和習慣還可以有更大的改進。人們希望在進步的家裏，經常能出現某些改進的傾向。然而，不論過去或現在，這種傾向都極其微弱，舉個具
例子來說，尚未發展到使威爾特郡工人每周的工資超過8先令。這裏唯一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這種工資額，對一個工人來說，是否充分而且適當？因爲，如果不充分，而且不適當，則象已經存在的事實那樣，人口對于工資基金的比例就屬過大。在過去的某個時期，人口的壓力與現在相比是更爲嚴重還是不那麼嚴重；這在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人口與工資基金或糧食的比例在改善，那就希望通過適當的幫助和獎勵，使改善的程度更大一些，速度更快一些。
然而，關于這一問題，爭論的對手不是理
，而是一種嫌惡的感情。這種嫌惡的感情，用盡一切方法回避承認不受歡迎的事實，只是到了實在無法回避的時候，才勉強承認。因此，必須進而詳細探討這些回避的方法，必須攻克人口原理的敵人所占據的每一個陣地。那些反對人口原理的人，並不要求勞動者實行任何自製（不論是強製的還是自發的），也不要求對動物的增殖力進行比現在更多的限製。他們只是爲勞動者尋求某種一時的避難所，尋求改善勞動者狀況的某種貌似有理的方法。這個問題是下一章 討論的對象。
《政治經濟學原理》第11章 論工資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12章 論補償低工資的一般方法”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