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價值的尺度，在政治經濟學家之間曾經發生許多爭論。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超過了其所應得的程度，而有關這一問題的著作也曾提供不少口實，使人們據以指責政治經濟學家們的思辨爲口
之爭，這種責難雖則頗爲誇張，但不是毫無根據的。然而，即使只是爲了指明對于這個問題所要說的多麼少，也有必要討論一下。
按照“尺度”一詞的通常意義，價值尺度應當是指某種物品，通過同這種物品相比較，我們就可以確定其他一切物品的價值。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價值本身是相對的，除了用以測量價值的第三種物品外，尚須有兩種物品來構成價值，那麼，我們就可以下這樣的定義：所謂價值尺度是以任何兩種物品與其相比較，我們即可推知這些物品相互價值的某種物品。
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商品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都可以用作價值尺度；因爲如果我們知道兩種物品各自與任何第三種物品相交換的比率，就總是可以推知這兩種物品相互交換的比率。充當方便的價值尺度，是被選爲交換媒介的商品的職能之一。一切其他物品的價值，通常都用這種商品來估計。我們說，甲物值2鎊，乙物值3鎊；現在，不明說我們也知道，甲物值乙物的三分之二，或這些物品按二比三的比率相交換。貨幣是這些物品價值的一種完滿的尺度。
但是，政治經濟學家所尋求的，不是各種物品在同一時間和地點的價值尺度，而是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的價值尺度；也就是要尋求某種物品，任何一種物品同這種物品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它在現在的價值大于還是小于一世紀前的價值，或者它在英
的價值大于還是小于在美或中的價值。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獲得同樣的資料；如果我們能夠用價值觀念所必需的兩種或更多的商品，而不只是一種商品。同這個尺度相比較，則貨幣或任何其他商品仍可以象在同一時間和地點一樣，完全實現這一目的。如果現在1誇
小麥值40先令，1頭肥羊也值物先令，而在亨利二世時代1誇小麥值20先令，1頭羊值10先令，我們就知道，那時1誇小麥值兩頭羊，而目前則只值1頭，因此，我們也知道，以小麥計算的肥羊價值，現在比那時大一倍；這兩個時期的貨幣價值，無論就這兩種物品而言（我們假定價值是下跌的），還是就其他各種商品而言（對于這些商品，我們不必作任何假設），都與上述比較毫無關系。
然而，討論價值問題的作家們想得到的，似乎是某種媒介，一種商品只須同這個媒介相比較，而不必額外地同任何其他特定的商品相比較，它的價值就可以確定。他們希望，僅憑1誇小麥現在值40先令，而過去值20先令這一事實，毋須選擇第二種商品，例如1頭羊，來同小麥相比較，就可以斷定小麥的價值有無變動以及變動的程度如何；因爲他們所想知道的，不是小麥的價值同肥羊相比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而是它同一般物品相比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第一個障礙産生于一般交換價值——不是相對于某一商品的價值，而是相對于一般商品的價值——這一觀念不可避免的含糊不清。即使我們確切地知道，在以前的某一時期，用1誇小麥可以分別購買多少可銷售的物品，確切地知道目前用1誇小麥購得的哪些物品較多，哪些物品較少，我們仍往往會發現，要斷定小麥的價值相對于一般物品是上升還是下降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只知道小麥的價值相對于價值尺度發生了多少變動，那就更不可能了。要使某一物品在兩個不同時期的貨幣價格能夠測量這一物品所能交換的一般物品的數量，同樣的貨幣額就必須在這兩個時期和同樣的一般物品數量相對應，這就是說，貨幣必須始終具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具有同樣的一般購買力。目前，不但貨幣或任何其他商品都不是這樣的，而且我們甚至不能設想在某種情況下會是這樣的。
既然不可能有交換價值的尺度，作家們便在價值尺度的名義下製造了一種概念；其實，把這個概念稱爲生産費用的尺度，或許更爲恰當。他們沒想有一種商品總是由同量勞動生産出來；對于這個假設，必須附加如下一點，即，生産中使用的固定資本必須始終與直接勞動的工資保持相同的比例，而且必須始終具有同樣的耐久
；簡言之，必須在同樣長的時間墊付同樣的資本，以使由利潤構成的價值要素和由工資構成的價值要素都成爲不變的。這樣，我們就有了一種商品，它始終是在影響永久價值的一切因素的不變組合下生産出來的。這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因爲（即使不考慮由供給和需求引起的暫時波動）這種商品的交換價值會因同它相交換的各種物品的生産情況的每一變化而改變。但是，假如這樣的商品果其存在，則我們可以由此獲得如下的利益，即，每當其他任何物品相對于這種商品而發生永久的變化，我們就可以知道，變化的原因不在于這種商品，而在于其他物品。因而，這種商品固然不適于用作其他各種物品的價值尺度，但是適于用作它們的生産費用尺度。如果一種商品相對于這種不變的商品取得了較大的永久購買力，這種商品的生産費用就肯定上升了；反之則下降了。這種生産費用尺度，就是政治經濟學家一般所說的價值尺度。
生産費用尺度雖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實際上它同交換價值尺度一樣是不存在的。生産費用不變的商品是沒有的。金銀的生産費用是變動最少的，但是，即使是這些物品，由于原有的供給源泉的枯竭，新的供給源泉的發現，以及開采方法的改進，它們的生産費用也會發生變化。如果我們試圖由貨幣價格的變動，來推定某種商品生産費用的變動，則所得到的結論應當盡可能參照其間貨幣本身生産費用的變動來加以修正。
亞當·斯密認爲，以下兩種商品特別適于用作價值尺度，即谷物和勞動。關于谷物，他說，它的價值雖然每年變動很大，但是每個世紀的變動卻不大。現在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無論是在英，還是在英從其得到一部分谷物供應的其他家，谷物的生産費用都往往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上升，隨著農業的改良而下降。亞當·斯密所設想的谷物生産費用恒定不變，依賴于這兩種對抗力量的完全平衡，但是，這種平衡即使實現過，那也只能是偶然的c關于作爲價值尺度的勞動，亞當·斯密的話不是始終如一的。有時他把勞動說成是只在短期內適用的價值尺度，他說，勞動的價值（或工資）由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變動雖然很大，但是它每年的變動是不大的，有時他又說，由于一個男人每天通常的
力勞動，就這個男人而言，總是可以看作等量的努力或犧牲，因此，勞動是內在的最適當的價值尺度。但是，這一說法，無論其本身是否說得通，總是抛棄了交換價值的概念，而代以一個完全不同的、更類似于使用價值的概念。如果用一天的勞動在美可以買到的普通消費品，比在英多一倍，那麼堅持認爲勞動在這兩個家具有同樣的價值，不同的只是其他各種物品的價值，則似乎是一種徒勞無益的狡辯。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就市場還是就勞動者本身而言，說美勞動的價值比英勞動的價值大一倍，都是正確的。
如果目的在于獲得一種近似的用以評定使用價值的尺度，則可以入選的最合適的物品或許是一個普通男子一天的口糧（以非熟練勞動階級所消費的通常食物計算）。假如在某一家，一磅玉米面可以維持一個男工一天的生活，那麼，某種物品價值的大小，根據它可以換到多少磅玉米面，就可以估定。如果某一物品，以它本身或以它所能購買的物品，可以維持一個男工一天的生活，而另外一種物品則能維持一個男工一星期的生活，則就人類的通常用途而言，說後者的價值7倍于前者的價值，是有相當理由的。但是，這卻測量不出這種物品對于持有者所具有的價值．這種價值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大幹（而不能小于）用這種物品所能購得的糧食的價值。
我們不應把價值尺度的概念同價值規定者或決定價值的原理相混淆。當李嘉圖及其他一些人說一件物品的價值由勞動的數量決定時。他們不是指這一物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而是生産這一物品所必需的勞動量。他們所要證明的是，這種勞動量決定了這一物品的價值，是這一物品具有這麼多（而不是別的）價值量的原因。但是，當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說勞動是價值的尺度時，他們所說的勞動不是指生産一種物品或能生産這種物品的勞動，而是指這種物品所能交換或購買的勞動量；換句話說，是用勞動評定的這種物品的價值。他們的意思不是說，這種勞動量規定這種物品的一般交換價值，或者在決定該物品具有多大的一般交換價值上具有某種作用，而只確定它具有多大的一般交換價值，以及這種交換價值是否會因爲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如果會發生變化，變化的程度又如何。混同這兩個概念，幾乎無異于忽略寒暑表和火的區別。
……《政治經濟學原理》第15章 論價值的尺度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16章 論價值的若幹特殊情形”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