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對于公共事物的傾向，我們可以簡單地概括爲個人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這兩者是由許多各不相同的思想溪流和感情源泉彙集而成的。上百年來，哲學家們統治著我們，因爲在這一件事情上，他們不可思議地達成了或似乎達成了共識。我們甚至不能在一支新的曲子下跳舞。然而，一種變化已經悄然降臨。我們隱隱約約地聽到了它的腳步聲，它一度是在政治上指導過人類的最爲清晰響亮的聲音。那種擁有各種樂器的樂隊和字正腔圓的合唱團正漸漸重新出現在地平線上。
在17世紀末，君主的神聖權利讓位于天賦自由論和契約論，教會的神聖權利讓位于寬容原則以及這樣一種觀點，即：教會是“一個人們自願組成的團
”、是以“絕對的自由和自發”的方式結合起來的。50年後，關于責任的神聖源泉和絕對呼聲已讓位于功利的計算。洛克和休谟在這些學說的基礎上創立了個人主義。契約論假定權利是存在于個身上的，這種新的倫理學把個作爲其學說的核心，一開始它不過是針對合理自愛的後果所進行的一種科學研究。“美德所要求的唯一麻煩只不過是計算的麻煩以及對更大幸福進行可靠的優先選擇的麻煩”。這些思想是與保守主義者以及律師們的日常觀念相一致的。對于財産權利以及個人擁有隨心所慾地
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這樣一些觀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理
依據。這是18世紀的貢獻之一，今天我們仍然呼吸著這種空氣。
這種擡高個的意圖，廢黜了君主和教會至高無上的地位，其結果是賦予了契約以新的倫理價值，從而使財産權利和事實權利獲得了支持。然而時隔不久，社會上再次響起反對個人的呼聲。佩利和邊沁從休谟及其繼承者手中接過了功利享樂主義，但卻把它擴展到社會功利範疇。盧梭從洛克那裏繼承了社會契約論並從中抽出了“公意”。這兩種轉變都是借助于把平等作爲新的重點來強調而完成的。“洛克用他的社會契約論來修正人類的天然平等，考慮到他關于公共安全的論述，那麼早在這個階段就已隱含著財産平等和取消特權的思想。在盧梭那裏，平等不僅是起點，而且成了目的。”
佩利和邊沁是殊途同歸。佩利通過設計一個上帝的存在，從而避免從其享樂主義中推出利己主義的結論。他說：“美德，就是爲人類造福，遵從上帝的意願，以及追求不朽的福祉。”佩利以這種方式使自我和他人恢複了平等。邊沁則通過純粹的推理得出了同樣的結果。他論證說，把個福利乃至自我利益置于其他任何人的福利之上的做法，不存在合理的根據。因此，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動。邊沁接受了休谟的功利概念，而摒棄了他那種玩世不恭的推論：“有時候人們甯願讓全世界毀滅也不肯損及自己的一根毫毛，有時候人們則爲了消除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最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情願殒身以恤，我的觀點與這兩者都不矛盾……理智不過是也應該是感情的奴仆，除了聽從感情的召喚並爲之服務外，理智決不應企圖去越俎代庖。”
盧梭是從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推出平等概念的，而佩利從上帝的意志、邊沁從中的數學法則，得出了同一結果。平等和利他主義從此開始進入政治哲學，而民主和功利社會主義則同時濫滿于盧梭和邊沁的哲學。
這就是第二種思
——它攪起了沈寂已久的爭論，並以早已被戳穿的詭辯爲自己鳴鑼開道——這種思至今仍彌漫在我們周圍。不過它並沒有排擠掉第一種流，而是與之攪和在了一起，在19世紀早期形成了不可思議的聯合。這種聯合把洛克、休谟、約翰遜和伯克的保守的個人主義同盧梭、佩利、邊沁和戈德溫的社會主義和民主平均主義融合起來。
然而，在那個時代，如果不是因爲經濟學家們的努力，這兩個對立面是難以達成這種和諧的。經濟學家正是在這個時候崛起，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的。關于私人利益和公衆福利可以達成非凡和諧的思想，在佩利那裏已是顯而易見，但正是經濟學家賦予這種觀點一個良好的科學基礎。想像一下，在良好的自由條件引導下，通過自然法則的運作，個人在追求他們自身利益的同時，總是趨向于增進公共福利！我們的哲學難題就此被解決了——至少對講求實際的人來說，現在他能夠把他的力量集中在保障自由的必要條件上了。在政府無權幹涉私人事務的哲學學說以及政府沒有必要幹涉私人事務的神聖信條之外，現在又增加了一條科學上的依據，即幹涉是得不償失的。這就是第三種思。這種思想在亞當·斯密那裏不過是初現端倪，他大上傾向于贊同把公共福利的增進建立在“每個人爲改善其自身狀況而進行的自發努力”的基礎之上。直到19世紀初，這種思想才得到了全面而自覺的發展。自由放任主義原則達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即把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融合，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來反對休谟的利己主義。政治哲學家們屈尊來支持企業家，因爲後者能夠僅僅是通過追求其私人利潤來獲得哲學家所謂的“至善”。
然而，要做出這道菜還需要其他的一些配料。首先是18世紀政府的腐敗與無能，其遺毒有不少流布到了19世紀。政治哲學家的個人主義是指向自由放任主義的；私人利益與公共福利的神聖的或科學的聯合（如果可能的話）也指向自由放任主義。不過，首先是公共管理機構的無能使注重實際的人對其懷有強烈的偏見，這是一種從來未曾消除過的情緒。在18世紀，政府越過其最低職責範圍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有害的、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1750年至1850年間的物質進步是來自于個人的積極，而作爲一個整組織起來的社會，對此幾乎沒有産生什麼直接的影響。因此，實際的經驗進一步印證了先驗論的推理。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說，根據種種深奧的道理，解放了的私人事業將會促進全人民的最大利益。還有什麼樣的環境能比這更讓企業家們舒暢呢？而一個注重實際的觀察者，在環顧四周之後，對于成爲我們時代特征的進步與發展，難道能夠否認這一切應當歸功于“追名逐利”的個人活動嗎？有一種學說認爲，對政府行爲應當加以嚴格的限製，而經濟生活則應盡可能聽其自然地交付給個公民，讓他們憑借其熟練技巧和良好的辨別力去理，這些個人是由力求出人頭地這樣一種令人敬佩的動機來驅動的。現在，這一學說無論是在神學、自然，還是科學方面都獲得了充分的根據。
在佩利及其同路人的影響日漸衰落的時候，達爾文的革命正動搖著信仰……
預言與勸說第二篇 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