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周，《民族》周刊編發了一系列的文章，討論的都是當前政治問題中的最熱點，即自由
和工的未來關系。至于此事所涉及的雙方的領袖人物，我們尚未看到他們的明確態度。不過，勞埃德·喬治先生已經使人産生這樣的印象，即在某種條件下他不會拒絕在兩之間作出某種運作上的安排。而斯諾登先生也會在某種條件下對此表示歡迎。奧克斯福德勳爵，正熱衷于四
發表聲明，說尚未進行過任何會談，以此來暫時回避這個問題。這樣做也許是明智的。
奧克斯福德勳爵認爲這並非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也就是說，用不著草率匆忙地作出決定。他也許是對的。不過，對于我們這些不擔負任何責任的人來說，更爲重要的是坦白地說出自己在這個事件上的想法。無論自由員們在何聚會，這都是一個迫切需要加以討論的問題。
我不希望未來20年生活在保守政府的統治之下。我認爲
內的進步力量已截然分裂成自由和工兩派。我不相信自由在任何可能的或可預見的條件下，能夠贏得1／3的下院席位。除非保守的政策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造成經濟上的災難——這並非天方夜譚——否則我也不相信工會獲得下院席位的1／2。然而，如果工要靠家發生不幸來獲得掌權的機會，那麼這並不值得向往，因爲這只會助長破壞派的氣焰，而這一派已成爲他們所屬的社會階層中的一個重要成分。不過，事已至此，除了讓保守政府繼續統治下去，我們已別無指望。如果保守只犯下不太嚴重的錯誤，這在從前也許會打破政治勢力的均衡，但在今天卻無關大局，除非他們一錯再錯，日積月累，以致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我不願選擇這樣的替代方案。
所有那些希望看到進步原則付諸實施的人們都必須面對這些實際的政治問題。不管是屬于哪個派，他們都相信，如果在這方面的行動耽擱得太久，會把家推向極端的選擇，沒有回旋的余地。
工的雄辯家們慣用的反駁之辭是呼籲自由人解散自己的，轉而投奔他們的陣營。現在顯而易見的是，自由實際上有可能從政壇上徹底銷聲匿迹，對這種可能
我們必須認真加以對待。將來也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人在政治生活中只能有兩種選擇而不是三種。不過我相信，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個人行爲上爲實現這種前景推波助瀾，都是不可取的；而如果在兩方面都奮力抵製這種傾向，則是值得贊許的。
在政治方面抵製這種傾向之所以是明智的，乃是因爲如果自由不複存在，選民的進步動機就會削弱而不是加強。內的許多地區，以及選民中的不少階層，在今後許多年內將不會有足夠的人數或充分的熱情去投工的票，使之贏得選舉。不過一旦政治氣候發生變化，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自由的票。工的領袖如果否認這一點，那就是沒有以清晰的眼光來看待事實。
在行動上抵製上述傾向之所以是值得推崇的，是因爲當今多數活躍的自由人，雖然間或也願意投工的票，或與之一起行動，但卻不會像正式的工成員那樣，感到心安理得、真心誠意。拿我自己來說，我敢肯定，與一般擁護工的選民相比，我的保守傾向還要更少一些。我相信，我所設想的可能的社會改革方案要比包含在當前某些哲學——比如說，悉尼·韋伯先生、托馬斯先生或惠特利先生的哲學——中的社會改革方案所涉及的範圍更爲廣泛。我的想像力所翺翔的範圍是在天空的極左邊。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只要自由能給予我寸土片瓦，它就還是我真正的歸宿。
自由主義的傳統，既然落到了如此失意窘迫的地步，爲什麼還具有這樣的魅力呢？工是由三種人組成的。第一種是“工會主義者”，他們曾一度遭受壓迫，但現在卻成了暴君，對他們那種自私偏狹的主張必須予以大膽的反對。第二種人是那些鼓吹運用暴力手段來進行激烈變革的人，由于詞語上的誤用而被稱爲“共産主義者”，他們固守著那套不破不立的信條，但由于不敢公開製造災難，他們不得不借助于
謀詭計，並故弄玄虛以掩人耳目。第三種人則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認爲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是極爲糟糕的，不過尚不是無可救葯。
現在有許多自由人在與被我稱作“社會主義者”的第三種人打交道時，常常會覺得與他們意氣相投。不過，在弄清楚他們所要走的道路、所要實現的目標究竟是什麼之前，我們是不能和他們並肩同行的。他們的曆史信條是家社會主義以及它的新變種——行會社會主義，我不相信現在他們對這些信條的興趣會比我們要更濃厚些。這些學說已經不能再鼓動起任何人，工和自由中有創造的思想家們正試圖以某種更好、更合用的東西來取代這些陳舊信條。雙方在這方面的想法目前雖然還不很清晰，但他們之間同感甚多，並且有相似的思想傾向。我相信這兩類人物會逐漸成爲建設上的志同道合者。木過，進步的自由人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大的有利條件。他們在製定政策時，不必借助于對工會主義暴君的奉承、對階級鬥爭的美化或對家社會主義的空談，不必借助所有那些他不相信的東西。
在實際政治領域內，必須促成兩件事的發生——兩者也都很有可能發生。一件是必須再來一次大選，以使工內的樂觀主義者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他們在獨立情況下的政治力量究竟達到了何種程度。另一件事是同時自由也必須發生某種變化。如果被迫進行選擇，自由將分裂成兩派，在同樣的條件下，一派會投保守的票，另一派則將投工的票。曆史地看，根據過去的貢獻，兩派都有權稱自己爲自由。不過，在自由內，有些人和溫斯頓·丘吉爾先生、阿爾弗雷德·蒙德爵士一樣，認爲最好把此後的政治鬥爭看作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並據此認爲應當爲捍衛資本主義而戰鬥到最後一息。我認爲如果這些人全部離我們而去，對自由的健全是大有裨益的。保守的頭腦和格總是從自由那裏補充過去的，而我們則應根據我們的曆史使命，供給他們最好的材料，不可有所吝啬，以使他們不致發生智力上的饑荒。這部分人對我們來說過于衰老、過于頑固，但如果保守由這些忠實而明智的前自由人來掌握，要比由頑固派來把持好得多。也許自由除了爲保守政府提供內閣成員，爲工政府提供思想之外，再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爲效力了。
丘吉爾先生和阿爾弗雷德·蒙德爵士直到前些日子還是自由成員，而現在自由內仍然有好幾位同樣格的人。工拒絕與這樣一個派合作，在我看來是情有可原的。不過這個困難正在迅速地自行冰消瓦解。當這個困難被解決以後，自由主義與工的關系，無論是在議院還是在選區，不必借助于任何契約、協定或其他正式形式，都將會變得更爲密切，而且要超過我們當中有些人所願意看到的程度。
保守應從自由的老一輩成員中獲取新鮮血液，這是正確的和合適的。然而，如果自由僅僅是落伍的或軟弱的工分子的歸宿，那麼他們在這個世界上將找不到容身之地。自由在進步上不應落後于工，必須對新思想持更爲開放的態度。在建設新世界的進程中，它不應甘居人後。我不相信以保守和工所采用的方式，自由能像前兩者一樣，成爲一個大的政機構。不過，它可能在鑄造未來的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沒有工的積極協助，任何重大的變革都將難以實現。然而，如果沒有自由的審慎和批評，那麼這些變革就不會是穩妥和持久的。某種像奧克斯福德那樣冷靜沈著的氣質，在我看來正是自由所特有的風格，也是比感情上的狂熱更勇敢無畏、更值得推崇、更爲寶貴的政治資質。人類的政治問題是要把三種要素結合起來，即經濟效率、社會公正和個人自由。第一種要素需要批評、審慎和技術上的知識；第二種要素需要無私而熱忱的精神和對群衆的熱愛；第三種要素需要忍耐、寬容、對各種美德的欣賞和獨立精神，在任何一方面，對那些表現卓越者和有抱負者，都願意給予發展的機會。第二種要素是無産階級政所具有的最大長。但第一種和第三種要素則要求政具有這樣的品質，即由于該政的傳統和源遠流長的贊同之情，它是經濟個人主義和社會自由的發源地。
《預言與勸說》第四篇 自由主義與工黨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一篇 評《克利索爾德》”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