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家們的執政手法就是隨聲附和，民衆要求什麼，他們也跟著主張什麼，所實行的政策也是同民衆所講的那些要求保持一致。他們相信，依據愚蠢言論而實施的愚蠢行爲不久就會自行暴露，到那時，他們就有機會丟掉這些愚蠢的政策而偷偷溜回到比較明智的政策，這就是蒙特梭利式的兒童教育法——兒童就是民衆。他的所言所行，如果違反了這個兒童的意向，他就得讓位于別的老師。因此，對于刺耳的論調，有弊無利的行爲，不妨稱贊一下，甚至還可以加以鼓勵；然而在暗中卻要保持謹慎，等待著明智、仁慈的社會救星，一旦時機到來，就突然轉向，恢複固有理智。剛才是隨聲附和，而現在是在一旁靜聽了。
對于這種可怕的政治手腕，我稱之爲狡黠的自衛行爲。勞埃德·喬治先生是和約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個和約的內容既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實行，對歐洲的生活具有危害
。他爲自己辯護時可以這樣說，這個和約不明智，有些部分也不可能實行，而且對歐洲的生活有危害，這些他都知道；但是民衆的熱情和愚昧無知在事態的進展中有一定的作用，作爲一個民主政
的領導人，他不能不顧及這一點。凡爾賽和約是最好的暫時解決辦法，它同民衆要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情是兩相符合的。至于歐洲的生活，兩年來他已經耗盡了他的智慧與力量，去避免或減輕由此造成的危害。
這樣的聲明未嘗不是部分正確的，我們不能一概抹殺，而且勞埃德·喬治先生也並不是一無是
的。就和平會議的內幕經過來說，法
和美的參與者對他多少有些好評，認爲一般說來，在不致使和約過分極端化方面，他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當然，他的短在于太看重個人地位。就這兩年的公開情況而言，他所表現出來的是，就其權力所及地從多方面使歐洲免除了許多可能由和約造成的不良後果，在這一點上，很少有人能夠比他做得更好。他雖然沒能保證歐洲的繁榮，但卻保持了歐洲的和平。他的言語所表達的真理很少，但在行動上卻往往出于真理的驅使。因此，他仍然可以宣稱自己是一個忠實的公務員，是爲人類服務的，盡管所遵循的途徑是曲折的。
他認爲這是在民主製度下能夠利用的最好的方法，在正確道路的前進途中，不妨可以使用一些欺騙、
詐的手段。如果目標是真理或誠摯，作爲實現目標的手段可以用某種審美觀或以個人標准爲依據的判斷，在政治方面，不必與實際的美德相符合。
這是一種令人迷惑的手段。當政治家們在這個時期以前積累起來的聲譽逐漸消失時，這種魅力是否仍然能夠發揮作用呢？我們不敢斷定，即使民衆，也是通過經驗才知道的。
不管怎樣，私人與內閣閣員們是不同的，他無須像他們那樣承擔爲了公衆福利而犧牲真誠的義務。對于個人而言，他可以暢所慾言、信筆直書，這是公認的個人自由。也許這種個人自由甚至是政治家們所加以利用、並使之共同發揮作用的一大堆事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樣做的目的也許是爲了我們的最終利益。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我認爲以對凡爾賽和約的直譯，作爲《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文的依據並沒有什麼過錯。我認爲和約中的許多部分都是不可能實行的，但我並不同意許多評論家以此爲依據，得出的和約沒有害的結論。內部意見從一開始就對我關于和約的許多主要結論表示贊同，但也不能由此就說，外界意見對這些結論的接受就不重要了。
就目前來說，出現了兩種意見或觀點，它們不是像以往那樣有真假之分，而是有了外界和內部之分。公衆的意見由政治家們和報紙來表達，而政治家、新聞記者和文職公務員，以及臺上、臺下和幕後的意見只是在有限的圈子內流傳著。
生活在這種有限的圈子內並共有內部意見的那些人對外界的意見既過于重視又過于輕視。說過于重視，是因爲他們對待輿論，不論在口頭上，還是作出許諾時，總是准備在一切方面隨時讓步，認爲公開的反對是根本沒用的；說過于輕視，是因爲他們認爲口頭之言和許諾在一定的時機下注定要發生轉變，因此分析其中的實在意義和具
後果是做作的、令人生厭的，也是不切實際的。他們對評論家所講的幾乎完全明白，因此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評論者是在
費他的時間和感情，他所爲之沖動與興奮的那些事物，他自己也明白，是不可能發生的。生活在這種圈子裏的人們覺得他消息靈通，見多識廣，彼此交談著外人所不知的內幕情況，在他們看來，內部見聞使他們具有一種優越感，即使是在內部意見向外界意見低頭的那一刻。然而，在世界面前公開發表的意見所産生的後果還是比上述的那些竊竊私語所引起的影響，要深刻得多。
但是還存在著進一步的複雜情況。在英（也許其他地方也是這樣），就有兩種外界輿論或意見，一種是由報紙來表達的，還有一種是普通民衆私下談論並信以爲真的。當然，這兩種外界意見之間的差別程度，較之內、外部意見之間的差別要小得多，在某些方面兩者是合二爲一的。然而在表面之下兩者是有真正區別的：一個是報紙上的教條主義和固定模式；一個是個人的活躍的、變幻莫測的信念。我認爲，即使在1919年，對于一個普通的英人來說，他也從來沒有真正地相信過關于德賠款的這種事情，他總是留有余地地、帶有幾分疑慮地去對待它。但是在那個時候，在他看來似乎這類賠款政策並不會造成多大的實際損害，而且，就他當時的情緒而言，他那種認爲德有無限賠償能力的想法，盡管不是很現實的，但比起與之相反的想法，在感情上還是較好的。因此近來英外界意見的轉變，只部分地屬于智力方面，主要的還是由于形勢的變化；因爲這時他已經看到，再堅持原有賠償方法必然會造成實際損害，另一方面他在感情上的要求已不再像以往那樣強烈。于是他也就願意參與一些討論，當然這些討論的內容他以前不是不明白，只是根本不正眼看待它們。
外觀察家很容易忽略這些未經行諸筆墨的感念，但報紙遲早總會反映出來。內部意見逐漸向外滲透，流傳的圈子越來越大，從而影響外界的觀念，因此這類觀察對事實論證、常識或自我利益有及時的敏感反應。對于現代政治家來說，准確地了解以下三種程度的事務是他分內的事。爲了能夠了解內部意見，他必須有足夠的智力；爲了能夠發覺內層的外界意見，他必須有豐富的同情心；爲了能夠表達外層的外界意見，他必須有極厚的臉皮。這裏所做的分析，無論是依據事實的還是出于想像的，毋庸置疑的一點是，近兩年來民衆的感情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民衆最重要的願望是過上一種恬靜的生活，較少地受到約束，以及和鄰居們和睦相。瘋狂的戰爭已經過去，每個人都希望面對現實。由于這些原因，有關凡爾塞和約的賠償條款正在消亡。現在，實施這些條款造成災難後果的可能幾乎沒有了。
《預言與勸說》第四篇 輿論的轉變在線閱讀結束，下一章“第五篇 戰債和美國”更精彩的內容等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