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的重要
只是在于它可以購買人們所需的物品。因此貨幣單位的變化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因爲這種變化具有一致，它對一切交易的影響是均等的。假定價值的既定標准發生了變化，某人的一切權益和一切努力的成果以貨幣計量時是以往的兩倍，但同時對于一切獲取之物和一切享受滿足，他也必須支付兩倍于以往的貨幣量，那麼這種變化對他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由此可見，貨幣價值，也就是價格
平發生變化對社會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只是由于它在其影響範圍內的作用程度是不相同的。類似這樣的變化，過去曾經，現在仍在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影響後果，衆所周知，這是因爲當貨幣價值發生變化時，它對一切個人或一切計劃目標所施加的影響並不是均等的。個人的收入及其支出並不是在同一比例標准下改變的。因此以貨幣計量的價格和報酬的改變對不同階級一般都會産生不均等的影響，把財富從這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使某些人突然暴富，而某些人則貧困潦倒，財富的重新分配使既定的計劃受到了破壞，令原有的期望無法實現。
自從1914年以來，貨幣價值的波動規模之大、波及範圍之廣，竟使其構成了近代經濟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以金、銀或紙幣計量的價值標准，都曾經發生過前所未有的劇烈波動。不僅如此，這種波動所侵擾的社會，與以往任何時代的社會相比，一般認爲價值標准應該是相當穩定的。
在拿破侖戰爭以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時期內，英
的物價在波動最猛烈時，一年間的漲落差距達22％；在19世紀初期，價格平達到了最高點，盡管我們一向把這個時期看作是貨幣史上最紊亂的一個時期，但就價格平的最高點與最低點的比較而言，在長達13年的時期內，兩者相差也還不到1倍。我們可以把上述情形與近9年來不同尋常的變化作一比較。從1914年到1920年間，所有的家都出現了通貨膨脹現象，也就是說，相對于可購買的物品供給而言，支出貨幣的供給出現了極大的擴張。從1920年起，重新恢複對其金融局勢的控製的那些家，並不滿足于僅僅消滅通貨膨脹，因而過分縮減了其貨幣供給，于是又嘗到了通貨緊縮的苦果。而那些沒能重新控製金融局勢的家，隨後出現的通貨膨脹趨勢比以往更加嚴重。
不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會造成巨大的損害。兩者都會改變財富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不過相比而言，通貨膨脹更爲嚴重一些。兩者對財富的生産也同樣會産生影響，前者具有過度刺激的作用，而後者具有阻礙作用，在這一點上，通貨緊縮更具危害。對于我們來說，把討論的問題像以上這樣分類研究，應該是最便利的方法——首先考慮貨幣價值變化對財富分配的影響作用，這時主要關注的應是通貨膨脹；其次分析對財富生産的影響作用，這時主要關注的應是通貨緊縮。
一、幣值變動對分配的影響
1．投資者
在貨幣的各種職能中，有些主要是以其實際價值在某一時期內幾乎固定不變這一假設爲依據的。其中主要的是那些與廣義的貨幣投資契約有關的職能。這類契約——即規定在一段時期內支付一定數額貨幣的那種契約——正是我們爲方便起見所稱呼的投資製度（區別于一般的財産製度）的特
所在。
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這一階段中，許多舉措都是爲了使財産的管理權從其所有權中分離出來。這些舉措主要有三種類型：（1）財産所有者失去對財産的管理權，但仍保留著對他的財産，即實際的土地、建築物、機器或成爲其財産的任何其他東西的所有權，保留所有權的典型方式是持有
份公司的普通；（2）財産所有者暫時同其財産
離關系，並在此期間每年收取一定數額的貨幣，但最終財産所有權仍由他收回，此類型的典型模式是租賃；（3）財産所有者同其財産永久地離關系，由此獲取的報酬或者是無限期的以貨幣計量的固定年金，或者是有限期的年金，在期滿之時歸還以貨幣計量的本金，此類型的典型形式是抵押貸款、債券、公司債券和優先。第三種類型
現了投資的充分發展形態。
只要有貨幣的借出和借入，就必然存在規定在將來某一時期收回一定數額貨幣的契約（至于將來收回之際貨幣實際價值出現的變化，契約內並沒有加以規定）。租賃和抵押的形式，以及對政府和少數私營實如東印度公司的永久貸款形式，在18世紀就已經很常見。但在19世紀，這些方面有了新的進展，進一步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到20世紀初葉，有産階級分化爲兩種類群，一種是“企業家”，一種是“投資者”，兩者在利害關系上存在著某些區別。這種區別在個人之間並不是十分嚴格的，因爲企業家也可以是投資者，而投資者也可以持有普通；但是這種區分又是的的確確存在的，並不能因爲這一點很少被關注就忽視它的重要意義。
借助于這樣的製度，活躍的企業家階級，不僅可以利用自己的財富，還可以運用整個社會的儲蓄來資助他們的企業；另一方面，從事專門職業的階級和有産階級則找到了利用他們資源的一種方式，這一資源利用方式使他們既減少麻煩，又無責任，而且（據說）風險也很小。
這種製度在整個歐洲實行了整整100年，取得了非同尋常的成功，使物質財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長。儲蓄和投資，對于一個大的階級來說，既是一種義務，又是他們所喜好的事物。儲蓄很少被提取，在複利的條件下，儲蓄的積累使物質的充裕成爲可能，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一點是理所當然的。這個時代的倫理、政治、文學和宗教共同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偉大的默契，其目的就在于促進儲蓄。上帝和財神和諧一致。有錢人在塵世中尋到了祥和。富有之人畢竟是可以進入天的——只要他儲蓄。天響起了新的福音。天使們唱道：“這真是不可思議，通過上帝賢明、仁慈的安排，當人們盡管只是爲自身利益考慮行事時，卻對民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由此營造的氛圍使擴張企業的要求以及日益增長人口的需要與一個安逸富足的非企業階級的發展和諧一致，相輔而行。在這種製度下，投資者的命運主要寄托于貨幣的穩定；但是在普遍享受舒適和進步的過程中，對于貨幣是否能夠穩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穩定，缺乏必要的關注，而大都抱有一種毫不懷疑的信念，認爲這些事情會自行解決，而無須顧慮。于是投資之風氣越來越廣泛，數額也越來越大，以至于到後來，對于中産階級而言，金邊債券成爲最持久、最有保障的財……
預言與勸說第二篇 幣值變動的社會後果（1923年）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