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預言與勸說第二篇 幣值變動的社會後果（1923年）上一小節]産的代表。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于貨幣契約的穩定
和安全的傳統觀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英
的法律，鼓勵財産受托人把他們的信托資金全部用于此類交易，而且事實上，除了地産交易以外（這是一個例外，它本身就是早期情況下的一個遺留産物），信托資金是禁止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的。
19世紀總是深信自己的幸福經曆會永久持續下去，而對以往發生的不幸事件的教訓，卻置之不理；在這方面是這樣，在別的方面也是這樣。人們也許忘記了，貨幣即使用某一金屬的固定量來
現時，在曆史上也沒有保證貨幣絕對穩定的範例；現在要指望以不變購買力所現的貨幣趨于穩定，那希望就更加渺茫了。貨幣實際上只是一種由家隨時宣布的、履行貨幣契約的適當的法定清償物而已。到1914年時，黃金不再作爲英的價值標准已經有一個世紀了，在其他家，黃金不再作爲唯一的價值標准也已經有半個世紀了。每一次長期戰爭或嚴重的社會動蕩都無一例外地伴隨著法定貨幣的變化，但每一個家關于貨幣的曆史記載表明，從有經濟記載時起，代表貨幣的法定貨幣的實際價值是幾乎不斷下降的。
不僅如此，貫穿曆史的貨幣價值不斷下降的過程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在其背後，有兩個巨大的推動力——政府的貧困和債務者階級的強大政治勢力。
由貨幣貶值而引發的征稅權，自從羅馬帝首次使用以來，已經成爲家所固有的一項權利。法定貨幣的鑄造，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政府最後的儲備，任何家或政府，只要仍保留這一手段而未加以使用，就不會宣告自己的破産或倒臺。
此外，我們在下面還將看到，從通貨貶值中獲取益
的不僅僅是政府。農民、債務人以及到期償還固定數額貨幣的一切責任人都會從其中分享益。在現代經濟系中，活躍、積極的因子是企業家，而在早期年代中，居于這種地位的卻是上述那些階級。那些在過去促使貨幣貶值的世俗變化，對新興人物起了協助作用，把他們從毫無生氣的過去解
出來；他們以犧牲舊財富爲代價而獲取了新財富，以建立企業的方式代替了以往的財富堆積。貨幣的貶值傾向，在過去是對由複利産生的累積成果和財産繼承的一個強大抵消力量，而現在則是對舊有財富的嚴格分配，對財富所有權和行爲權劃分的一個松弛的影響力量。在這種方式下，每一代所繼承的遺産，都會部分地受到剝奪；因此除非整個社會能自覺地慎重考慮，以其他某種更爲公平、更爲適宜的方法來代替此種方式，否則，建立永久財産製度的計劃肯定會遭受挫折。
總之，在這兩種力量——政府的財政需要和債務人階級的政治勢力——時而是這一種，時而是那一種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的進展是連續不斷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自從公元前6世紀最早發明使用貨幣時起的很長一段時期，這種趨勢是一目了然的。有時價值標准會自然下跌，如果這一點沒有發生的話，貨幣的貶值就會來完成這項工作。
但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習慣于使用貨幣，因此很容易忽略貨幣的本質內容，而把貨幣本身看作是絕對的價值標准；此外，對于普通人來說，當百年的實際經曆並沒有幹擾他上述的原有觀念時，他就會把錯覺看作是事實，就會把經曆三代不變的事實看作是持久社會組織的一部分。
19世紀的事態發展曆程支持了這種觀念。在世紀最初的二十幾年中，拿破侖戰爭時期的物價高漲伴隨著貨幣價值相當迅速的增長。在隨後的70年裏，除了某些暫時波動以外，價格是趨于不斷下降的，到1896年時達到了最低點。就趨勢而言，價格的確是不斷下降的，但從整個長期過程來看，顯著特征卻是價格
平的相對穩定。1826、1841、1855、1862、1867、1871和1915年，以及與各該年相近的時期內，價格平大約于相同的平。1844、1881和1914年也基本上保持著同樣的價格平。如果我們把這三年的物價指數規定爲100，我們會發覺，從1826年起到大戰爆發止接近于一個世紀的時期內，物價指數向上或向下的最大波動限度，都不超出30點，也就是說，物價指數從來沒有超過130或低于70。難怪我們對長期貨幣契約抱有如此堅定的信心。黃金作爲一種人爲規定的標准，並不具有所有的理論上的優點，但是其價值並不是能夠隨意
縱的，實踐證明它是可靠的。
與此同時，在19世紀的早期階段，英統一公債的投資者在三個不同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
。首先是確保了投資的安全，關于這一點已被認爲達到了盡可能完美的地步；其次是投資資本的本金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這一點部分是由于以上述及的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利率的逐步下降使現資本年收入的年購買力指數有了提高；最後，每年貨幣收入的購買力總上也有了提高。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從1826年到1896年這70年間的情形做一番考察（其中滑鐵盧戰役之後緊接出現的短期顯著上漲，這裏暫略不計），將會發現，統一公債的資本本金除一度回跌以外，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具而言，是從79提高到109（盡管在戈申執政時，公債利率于1889年從3％降到了2．75％，又于1903年降到了2．5％），同時年息收入的購買力在利率有所降低的情況下仍然提高了50％。不僅如此，統一公債在穩定上也有了很大進步。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統一公債的價格除了危機時期以外，從未跌落至90以下；即使在1848年，當君主王權行將崩潰之際，其跌幅也僅僅是5點而已。維多利亞女王初登王位時，公債價格是90，而到她舉行登基60周年紀念時，價格卻達到了最高點。因此也就難怪比我們長一輩的人，要把統一公債看作是一種極好的投資對象了！
于是在19世紀，産生了一大批有權有勢，而且又極受尊崇的新興階級，這些人個個都很富有，其財富總和也相當巨大。他們擁有財産的形式並不是建築物、土地、企業或金銀珠寶，而是一種權利，借助于此項權利，他們每年都可以獲取一定的法定貨幣收入。這種在19世紀造就的特殊産物，成爲那個時代值得炫耀的一個事物，結果中産階級大都把他們的積蓄投入于此。習慣勢力和令人滿意的經曆使此類投資在安全方面享有絕對令人信服的聲譽。
在大戰前夕，這類中介財産，由于價格以及利率的上升就已經開始蒙受損失（與19世紀中期的鼎盛時期相比較）。伴隨著戰爭爆發而來的一些貨幣方面的變故，使這類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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