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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附錄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經濟類作品

  

韓德強

  時光飛逝,共和guo轉眼到了50大壽的日子。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業業,風風雨雨,溝溝坎坎,歡歡喜喜,悲悲切切,既有驚天地泣鬼神的輝煌業績,也有說下盡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擺起一個龍門陣,讓平頭百姓和學界泰鬥把盞對飲,讓工人農民和商界巨頭同桌共話,讓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chunshe劍,我想那場面一定會是熱鬧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個話題,就有可能是討論50年的功過得失,特別是前30年與後20年的關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賽過解放前呢?還是前30年爲後20年打下了基礎?

  在很多二三十歲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許多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連串荒唐記錄的彙總。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躍進,緊接著三年自然災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禍),然後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經濟停滯,物資緊缺,米、面、油、鹽、肉、布料、自行車、火柴等等都要憑票,住房緊張,工資凍結,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娛樂被八個樣板戲統治,一切再糟糕不過了。相比之下,電視節目裏的舊中guo反而顯得更加生動活潑,雖然有軍伐割據,guo共交戰,卻汽車、電話、電報、電燈、自來shui和一應yi食用品等等都與世界時尚同步,而且絕對不需要憑票供應,只要你有錢,一切貨物應有盡有。文人學者出有車,入有魚,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聽戲有梅蘭芳,聽曲有鄧麗君,日子過得自在又閑適。這樣,在部分媒ti的刻意營造下,新中guo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嚴重的貪汙腐敗,這個50周年的慶祝就暗淡無光了。的確,人們不難注意到,與1998年慶祝改革開放20年相比,1999年慶祝建guo50周年的聲勢小多了。許多媒ti對于宣傳20年十分熱心,而且技巧娴熟,對于宣傳50年卻感到有些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舉些數字、炒些冷飯,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華社舉辦的網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講20年巨變的專欄,而沒有50年的專欄。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guo的媒ti對50周年大慶提不起精神來時,印度的學者卻在隔著喜馬拉雅山對中guo啧啧稱羨。

  

中外對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羅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長文,對比了中印兩guo50年的曆史和道路。羅恩被派駐中guo以前曾任該報駐印度記者3年,對中印兩guo對比很有興趣。羅恩說,中印兩guo差不多同時宣布獨立。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製度,尼赫魯在1947年8月宣告:“機會之門爲我們打開了”,我們要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兩年以後,毛澤東宣告:“中guo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們guo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但是,羅恩說:“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准備慶祝印度頭一個50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guo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長、前駐中guo大使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guo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裏呢?羅恩說:“例如,從1960年以來,中guo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guo男人的平均壽命爲69歲,中guo婦女爲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盡管中guo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爲52%。從1990~1994年,中guo的年均guo內總産值增長率爲12.9%,印度爲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爲320美元,只占中guo的530美元的60%。”據聯合guo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guo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guo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guo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guo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撾和孟加拉guo

  原因何在呢?羅恩說:“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爲止中guo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産dang統治初期的50年代,中guo卻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ti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複中guo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總是要複雜得多,但是共産dang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guo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認爲:‘中guo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産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定方向的結果。’”

  《洛杉矶時報》不是qin華的報紙,更不是qin共的報紙,絕不是qin毛的報紙,而且最近又正值美guoguo內反華輿論高漲時期,但它卻發表了這麼一篇文章,可見天下還是有公道的。事實上,早在80年代guo門初啓,人們熱衷于進行橫比、縱比的時候,就曾有一些中guo學者以印度作爲參照系爲新中guo的成就辯護過。那時,大批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紛紛出guo參觀訪問,ti驗了北美、歐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幹線後,未免部慚形穢,在報紙上發表了無數篇橫比文章,大意無非是感歎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痛惜中guo的貧窮落後,詛咒文革耽誤了建設時光,懊悔當初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候也有一些“沒出過guo”的或者出過guo卻“頭腦僵化”的人起而反駁,縱與解放前比,橫與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guo家比,說明前30年沒有白過,也幹了許多事情。遺憾的是,這gu聲音在一片熱熱鬧鬧的痛惜和懊悔聲中總是顯得那麼孤弱。事實上,到80年代中後期,詛咒文革升溫爲詛咒新中guo,由否定30年進而到否定5000年中華文明,懊悔心理則轉變爲急切地追求“全盤西化”,民族廖無主義、曆史虛無主義連同崇美崇洋情結一起彌漫著從搖滾樂到電影電視的每一個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一味向發達guo家看齊的單向橫比態度有所變化。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喻權域先生專門寫了一本題爲《論三個時間差——與兩代人談社會主義》的書,條分縷析地比較中外各guo的發展成就,令人信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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