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觀點是反對任何行政上的過分行動，而與其他一切相比，我尤其反對的是最令人可怕的由當局所施加的幹預，亦即對大衆生計的幹預。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在當代的西方世界，財富的積累和文明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的增長。然而，城市人口和工業人口的增長，不僅在比例上而且在絕對數字上都導致了農業人口的減少。科技的進步大大提高了人類在糧食生産方面的生産力，從而使曆史上最少的農業勞動者能滿足較多人口的生活需要。盡管人口的增長相應地導致了對糧食需求的增加，不過由于人口增長速度漸趨緩慢而且進一步的發展也主要表現爲人均收入的增加，所以在這部分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糧食消費上的開支也越來越少。如果市場有更合口味的食品種類供應，那麼人們仍有可能受到誘惑，把更多的錢花在食品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後，人均谷物産品的消費便會停止增長，而且實際上還有可能減少。糧食生産力的提高連同需求的無彈
（an inelastic demand），這兩者結合在一起便意味著，那些從事農業生産的人如果想要維持他們的平均收入（更不用說跟上收入的一般增長
平了），他們的人數就必須減少。
如果農業和其他行業之間出現了這樣一種人力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manpower），那麼從長遠來看，我們就沒有理由認爲那些繼續從事農業的人不應當從經濟進步中獲致與其他行業的人同樣多的利益。但是，只要農業人口相對來說過于龐大，人力分配的變化（盡管這種變化會繼續下去）就必定于農業人口不利。而且一般來講，只有當農業收入相對低于城市職業的收入的時候，才會引發
離農業的自發運動（spontaneous movement）。在變遷期間，農民或農夫向其他職業轉移的疑慮越重，農業與其他職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就會越大。特別是當這種變遷持續好幾代人的時候，那麼只有在這種離農業的運動相對比較迅速的情形下，農業與其他職業間的收入差距才有可能被控製在一個較小的平上。
然而，政策
都滯延了這種適應調整，其結果便是致使上述問題更趨嚴重。衆所周知，經由審慎思考而采取的政策舉措，將大量人口都滯留在了農業領域；而且由于這部分農業人口增長太快，所以爲了達致農業人口和工業人口在生産力間的平衡，就必須要求有一部分農業人口向其他職業分化，但是不無遺憾的是，從當下的許多情形來看，要做到農業人口與工業人口在生産力間的平衡，它所要求遷出農民的人數太多，從而在任一限定的時期內完成這一分化都是不切實際的。
推行這種把農業人口滯留在農村的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工業化發展迅速的歐洲
家，這項政策最早源于某種關于工業與農業之間應當維持“適當平衡”（proper balance）的含混觀念，在這種觀念中，所謂“平衡”，無外乎是指保持工業與農業二者間的傳統比例。在那些因工業化的高速發展而漸趨依賴糧食進口的家裏，那些主張滯留農民的論點，得到了那種“戰時自給”（self-sufficincy in wartime）的戰略考慮的支持。此外，人們在當時還常常認爲，農業人口轉移的這種必要只是一種暫時現象，而且也不會再發生了，因此人們可以通過把農業人口轉移的整個過程擴展到一個較長的時間裏而使這個問題得到緩解。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促使各政府幹涉此一問題的最重要的考慮，則是確保當時從事農業的人士能夠得到“適當的收入”，而非其他。
這種政策之所以在當時得到了一般公衆的支持，往往是因爲人們有這樣一種看法：整個農業人口，而不只是其中生産能力較低的那一部分人口，都無法掙到合理的收入。此類想法乃基于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必要的再調整措施奏效之前，農産品價格要比它們在一般的情形中下跌許多。但是，正是這種農産品價格下跌所産生的壓力，將會使農産品成本下降並使有適應能力的農民得以生存下來，因此，這種壓力將不僅要求減少農業人口，同時也將促使采用新的農業技術。
製止耕種邊遠土地和開設邊遠農場，當會降低平均成本，並且通過減少供給，還可以停止甚或在某種程度上扭轉農産品價格的下跌趨勢。但是，這只是必要的再調整措施中的一部分。爲了恢複農業的繁榮，變革其內部結構也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而這種變革則可以通過調整農業各種産品的相對價格而誘發。然而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原本力圖幫助農業擺困境而采取的種種政策，通常都阻礙了上述有益于農業的調整措施的推行。
在這裏，我們只能舉一個與此相關的意味深遠的事例予以說明。一如前文所述，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過了一定平，那麼除非市場向人們提供了他們所喜愛的新的食品，否則他們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開支。在西方世界，所謂提供“新食品”，主要是指用諸如肉製品和
製品這類高蛋白食品替代谷物和其他澱粉食品。如果能促使農業以相對較低的成本生産更多的這類爲人們所喜愛的食品，將大大有助于上述食品的替代過程。如果允許降低谷物價格，直到把它們當作牲畜的飼料並因此而間接地生産出消費者所需求的新食品，上述替代過程就可以得到實現。這樣的發展變化不僅可以阻止谷物消費總量發生萎縮，並且同時也會降低肉製品的成本和其他食品的成本。然而不無遺憾的是，政府卻常常采取這樣一種政策，即把谷物的價格維持在人們的消費無法吸收其全部供給的平線上，而且由于所定價格太高，所以即使把這些谷物轉用于其他用途也不會有利可圖；因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爲，政府的這種政策常常使上述食品的替代過程無從實現。
上文所舉事例當足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這種政策所采用的各種措施，阻礙了農業本身對業已變化了的環境做出調適。如果農業能夠做出適當的調適，那麼一小部分生産者（但仍比在采用其他方法時的受益人數爲多）便能夠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産力，從而分享到總財富增長的利益。當然，農業的部分困境，乃在于農業生産過程及其生産者的特都趨于使農業在適應變化的方面表現得尤爲遲緩。但是，對此種困境的救濟方案，顯然不應當是使農業更加抗拒對變化的調適；然而不無遺憾的是，這恰恰是政府采取的大多數重要的調控措施（特別是它采取的所有……
自由秩序原理第23章 農業與自然資源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