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生活。”（亞當·斯密：《
富論》，上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4頁）
我們的確不能靠恩惠而獲得我們的飲食——但是，我們能全然靠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嗎，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改革家和社會批評家們對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將使得賣方去欺騙他們的顧客。賣方會趁機利用顧客的單純和無知，向他們漫天要價，並把劣等貨塞給他們。賣方會哄騙顧客去購買他們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評家們已指出，假如你對市場聽之任之，其結果還會影響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們。它可以影響我們呼吸的空氣，我們飲用的
，我們所吃的食品的衛生。據說，爲了保護消費者不受他們自己和貪婪的賣方的侵害，保護我們所有的人不受市場交易所産生的消極的毗鄰效應①的侵害，市場必須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①消極的毗鄰效應（spilloverneighborhoodeffects）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某甲的行動往往對某乙有不利影響，但又不承擔任何責任。比如在同一條河流上，上遊的化工廠以耶爲壑，它所排出的汙對下遊的釀酒廠和廠會造成危害。——譯者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對看不見的手的批評是有根據的。問題是，爲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薦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場的那些安排，是不是爲了達到這一目的而精心設計的，或者是不是象我們所常見的那樣，對策不會比弊病帶來更大的危害。
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別迫切。十幾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的出版，參議員埃斯蒂斯·凱弗維爾對製葯工業的調查，以及拉爾夫·納德對通用汽車公司科維牌汽車“以任何一種速度行駛都不安全”的抨擊——所展開的運動，使政府在市場上以保護消費者名義進行的幹預，在廣度上和
質上都起了較大的變化。
從1824年建立的陸軍工兵部隊到1887年建立的州際商務委員會，再到1966年建立的聯邦鐵路管理局，這些機構都是聯邦政府爲管理或監督經濟活動而建立的，它們在範圍、重要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幾乎所有機構都管理某一行業，對該行業擁有明確規定的權限。至少從州際商務委員會建立以來，保護消費者——主要是其經濟利益——已是改革家們公開宣稱的目標之一了。
在新政以後，幹預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個聯邦政府機構，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後建立起來的。然而幹預仍然是頗有節製的，並繼續采用分別對各個行業進行幹預的模式。1936年設立了《聯邦登記冊》，記載全部規章製度、申訴和涉及各種管製機構的其他事務，它起初頗爲緩慢地，隨後就急劇得多地擴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頁，並在書架上占有空間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萬零五百二十八頁，占用書架空間二十六英寸；1966年達到十三卷，共一萬六千八百五十頁，占用書架空間三十六英寸。
接著，在政府的管製活動方面，出現了真正的迅猛擴展。隨後十年裏，建立的新機構不少于二十一個。這些新機構不涉及特定的産業，而是包括廣闊領域：環境、能源的生産和分配、産品安全、職業保險，等等。除了關心消費者的經濟利益，保護他們不受賣方的剝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機構主要關心象消費者安全及其福利一類的事情，保護消費者不僅不受賣方、而且也不受他們自己的侵害。①
①馬西亞.r.沃利斯和羅納德·j.彭諾：《聯邦管理機構名錄》，第36號工作文件，美企業研究中心；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1978年9月，第ii頁。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機構的支出迅猛上升——從1970年不足十億美元，劇升到1979年粗略估計的五十億美元。物價一般說來大
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則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製活動中的政府官員人數增加了兩倍，從1970年的二萬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萬一千人，《聯邦登記冊》的頁數則從1970年的一萬七千六百六十頁增加到1978年的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七頁，占用書架空間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書架。
在這十年中，美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大變慢了。從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業全雇員每一人時的産量——勞動生産率的一個簡明而綜合的指標——每年增長３％強；其後的十年中，每年增長還不到1．5％；在這十年的末期，生産率事實上是下降了。
爲什麼把這兩種發展聯系起來呢？一種發展是與保證我們的安全，保護我們的健康，保護潔淨的空氣和有關；另一種發展則與我們怎樣有效地組織自己的經濟有關。爲什麼這兩種好事情會發生矛盾？
答案就是，過去二十年裏，無論標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運動——消費者運動、生態學運動、回到田園的運動、嬉皮士運動、有機食物運動、保護自然環境面貌運動、人口的零增長運動、“小的就是美妙的”運動、反核能運動——都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反增長的。它們反對新的發展，反對工業革新，反對加強利用自然資源。爲此而建立的一批機構，把沈重的負擔強加給一個又一個産業，以滿足日益詳盡和廣泛的政府要求。這類機構阻止了某些産品的生産和銷售，並按政府官員規定的方式，要求工業必須把部分資金用于非生産投資。
到目前爲止，其後果是深遠的，而且似乎今後將産生更爲深遠的後果。正如大核物理學家愛德華·特勒有一次說過的：“我們用了十八個月製造第一臺核動力發電機；現在要十二年；這就是進步。”對納稅人說來，管製的直接費用，是其總費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億美元，只是執行各種規章製度給各行各業和消費者帶來的開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計，這筆費用一年大致爲一千億美元。這還沒有把消費者因買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選余地和因價格高昂而遭受的損失計算在內。
政府作用方面的這種大變革，多半是隨著公衆主張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這種主張匹敵的則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麼産品目前令人最不滿意並許久以來改進極少，那麼，郵政業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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