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爲了時間等種種的困難，對于道家與道教的講述，只能擇其較爲重要的，簡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參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詳，非一二百萬言，不能以盡道家、道教與中
文化的內容。在開始的時候，已經講過形成道教的來源問題，歸納它有四個原因：（1）淵源于道家學術思想。（2）發生于政治社會的演變。（3）促進于外來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學術的迷戀。關于第一個原因的內容大概，講到目前爲止，暫且告一段落。如要從魏、晉以後，經隋、唐、宋、元、明、清的發展而講到現在，那就不勝其繁，短期無法結束，現在需要簡明扼要地講述第二個原因，以便暫做收場。
如要了解兩漢道家的學術思想，如何一變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須要留心春秋、戰到秦、漢以來政治與社會的演變趨勢。當戰時期，由六、七百年來的周代政權與封建政治製度，因爲曆史現實環境的影響，與文化思想的轉變，春秋王製，幾已破壞無遺。由春秋到戰末年，四百年間長期大小戰亂的結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亂，尤其以農業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已零落殆盡，我們衡之曆史的成例，第當長期戰爭的結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幹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給後人的憑吊啼噓而已，如在長期戰亂的當時，必致民窮才盡。我所謂的“民窮才盡”，不僅是說社會的經濟崩潰，就是各種人才，也會因戰亂而一齊打光。大家都知道中文化有名成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確是需要經濟穩定的社會背景做土壤，以長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養得出來，然而每每累積若幹年代，培養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個勝利，或一個失敗的戰爭中，隨流而沒。大家都知道，當戰時期的吳、越戰爭中，在曆史上留下兩句名言，那就是越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是，這兩句話的真正價值；只能用在戰爭的兵源養成方面，卻不能完全適合于長期建的功效上面，中人對于曆史人物的經驗之談，卻有“老成謀”與“英雄出少年”兩句尖銳對立的名言，確是缺一不可的明訓。
在春秋、戰之間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闡揚他們的學說思想以後，後起之秀，大多傳習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戰末期，老、莊的思想，人于道家，他們學術精神，便成爲介乎人世出世之間，可以出世，也可以人世的指導原則。孔、孟的思想，卻在一般知識分子中，紮下根基，完全趨向人世爲人，做爲精神行爲的標准。至于墨子，開始出于道術，終而介乎道、儒之間而別走一路，遂與燕、趙、秦、晉的遊俠精神結合，逐漸形成平民與貴戚社會之間特殊社會的變相。到了秦始皇蓄意並吞六，要想達到統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縱橫謀略的途徑，競相奔走權門以謀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後，如蘇秦、張儀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漸減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當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産生呢？但是坐議立談，號稱爲儒家的儒生，與拔劍而起，介乎道、墨之間的遊俠，仍能在一般社會中，隱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韓非的觀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的忌諱言論了。然而韓非果然看到了這種民間社會風氣的趨勢，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時代風氣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這是只能疏導，不可遏止的大勢所趨，他公然犯時代趨勢的大忌，要想一一繩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縱然得志行法，也必會遭遇到猶如商鞅的結果。後來秦始皇用嚴刑峻法，罷斥儒、墨（俠），而治新興的天下，但終以嚴刑峻法，而爲儒、快合作的新興力量所推翻。總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曆史政治哲學的妙用，希望學者自己留心去研究發掘。
漢興以來，自劉邦平定天下稱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興治之功，已經在政治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後只需“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進身之路，所以在朝廷與儒士之間，彼此相
，已很融洽。而在社會遊俠方面，還是隱然存在著東西南北等五道的潛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爲彰明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無聞于草澤之間，安分于法外的，還是不少。可是漢高祖起自民間，他自己也來自遊俠群中，深知彼此相無事之道，所以終漢高之世，特殊社會的遊俠分子，對于漢高，甚之，還有深厚的好感與擁護的熱情。到了高級公子哥兒的太子出身的漢武帝手裏，便完全不同了，漢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劉邦那樣豁達世故，對于民間社會的遊俠，大有厭惡的心理，所以他會公然地殺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遊俠中人，也從此寒心隱通，漸漸便與道家者流互通聲氣，形成西漢末年亂源的力量。到了東漢末代，因爲曆史社會的演變趨勢，簡直變本加厲，便與方外的道士合流，造成漢末三初期，借用旁門左道以稱兵倡亂的形勢了。
其次，便是兩漢儒生進入仕途後，所造成的權門閥閱的門第風氣，到了東漢時期，權門閥閱，聲氣相通，就以清議榆揚爲手段，而霸占了漢末的選舉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氣的真才實學之士，既不肯巴結權勢，又不屑于奔競宦途與學閥之間，便退而隱遁，走入介乎人世與出世之間的道家路線，逐漸形成漢代社會，另有遠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態。東漢末期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後來佛教傳入以後，出家爲僧的比丘，與印度婆羅門教士的雛形，他們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發，或遺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隱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後，佛教出家的男女僧衆，與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經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認的遺世而獨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製的約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後，僧道不拜帝王，只須長揖爲敬的儀禮，已經成爲不必明文規定的慣例。因此，過去所走高隱遠蹈的路線，到了唐、宋以後，不須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現實，進入佛教爲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風月，遠離時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說的，五代的傑出人才，大都人于禅林，不與世事的論調，也是大有道理的。東漢未期的朝野社會，當然有許多累積的原因，造成三時期的亂離局面，但我們現在站在道教立場來講，只簡單扼要地舉出上面一二個因素，藉以說明自張道陵所創初期道教的雛形——五鬥米道的經過，實是兩漢以來讀書知識分子，受到時代社會環境的刺激，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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