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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觀音》第24節

第2小節
海岩作品

  [續玉觀音第24節上一小節]對證人進行了調查詢問,狡辯雙方進行了簡短辯論之後,當庭宣判:原告方對我受賄的指控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原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的有罪認定不當,應予糾正。複審重新判決:被告人楊瑞無罪!

  當天我在律師的陪同下以自由之身走出法院的大樓,仰臉看到外面的天空,比監獄裏的藍,比監獄裏的大。天地之間,投滿了陽光。我把目光放平,看到法院大樓的臺階下,站著我深愛的安心。我們彼此注視,我看著她消瘦的面容,心裏特別難受。我一步一步慢慢走下臺階,站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的淚shui,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她擡起右手,輕輕地,摸我的臉,我也慢慢地伸出雙臂,將她攬在懷裏。多久以來,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像現在這樣,用力地擁抱我的安心。

  律師也走下臺階,走到我們的身邊,她說了句:“祝賀你們。”我們不約而同地轉頭看她,她已走到路邊一輛等客的出租車前,拉開車門,回頭沖我們笑笑。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她說:“有事兒呼我。”說完上車,車子轉眼開上了大路,彙入了長不見首尾的車輛的洪流之中,像一滴shui彙入了奔騰的江河一樣,很快就無影無蹤了。

  我感謝律師,我感謝法律,我感謝所有爲我說話的證人,哪怕他們是爲了錢,或者是爲了其它目的,但他們終于說了真話。

  正是由于他們的真話,我不僅得以終止牢獄之苦,重獲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給了我一個清白之身。

  我感謝安心!

  我那時還不知道爲了這陽光燦爛的一天,安心已傾家蕩産,她使每一個在這場審判中發生作用的人,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師。律師也一樣,這年頭誰也不能爲你白幹,誰也不能僅僅爲道義,爲真理,白幹。

  安心付出了一切,包括她父母畢生的積蓄,她要得到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站在法院高高的臺階下,看到我從那門深似海的大樓裏,昂首闊步地走出來。

  我感謝安心的父母!

  從我知道我的清白不僅僅是用清白換回來的,也是用金錢贖回來的那一天起,我:就渴望著能到清綿去。我渴望見到安心的爸爸mama,我要在他們面前長跪不起!我沒能讓他們的女兒過上一天豐足的生活,反而使她的全家被拖累得一貧如洗。我想跪在安心的爸爸mama面前發誓,這個恩情我一輩子都要報答!

  現在,我終于接近了安心家的舊居。在我走出法院已經將近一年以後的這個早晨,我穿過清綿那座古老的袖珍小城,終于在山林掩映的一個湖邊,看到了那幢北方的宅院。那院落在周圍錯落有致的雲南民居中,幾乎像一個小小的名勝古迹,讓我感受到一種黃河文化特有的qin切。我明明知道,這院子已經不是安心的家了,但我一看到那一團青磚黑瓦就禁不住心跳起來,禁不住加快腳步向它奔去。

  我終于站在這座宅院的門前了,這院子比我的想像要簡單和平易。我凝視著那兩扇用鐵皮飾角的院門,早已油漆斑駁,露出幾分破敗之相,幾分物是人非的淒涼,但門前兩側石鼓上那一對雕刻精致的小獅子,張牙舞爪的姿態表情卻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靜,一如安心描繪的那樣,這是一個與塵囂隔離的地方。

  我用手擊門,門上發出一種陳年古舊的聲音,我大聲問道:“有人嗎?”

  院子裏有了些零亂的響動,那響動很快歸結爲一串踢踏的腳步聲,隨後門“吱嘎”一聲打開來,門軸的響聲經典得完全像電影裏特意做出來的音效。

  開門的是個年輕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擾,問他知不知道原來住在這裏的一位xing安的人家搬到哪裏去了。那年輕人做思索狀:姓安的?這時從院裏又走出另一個人來,是個頭發花白的老者,接了話說:“你是找原來住在這裏的安大夫吧,他們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說:“我知道,請問他們搬到哪裏去了?”

  老者說:“他們搬到縣群衆文化館去住了。不過聽說現在也不在那裏了。”

  我問了去群衆文化館的路徑,然後謝了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兩個新主人,再然後我透過那扇只開了一半的院門,向院裏投以匆匆一瞥。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院內的一磚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裏激起些沖動和通想,我幾乎分不清這些東西究竟是滿足了還是更加撩起了我對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綿群衆文化館的時候,正是這裏開午飯的時間,工作人員都回家吃飯去了,館裏幾乎沒人。這是一座半新不舊的兩層磚樓,樓不大,門口卻挂滿了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招牌。什麼圖書館、聯誼會、研究會、輔導站之類,大概都是群衆文化館的分支機構。這樓裏大多數房門都鎖著,沒鎖的也空著,偶爾見到有人匆匆交臂而過,一問安大夫和他在這兒工作的愛人,都是一臉茫然。我在樓裏轉了半天毫無所獲,快快出來走到街上吃飯。就在文化館斜對面一間很簡陋但很幹淨的小鋪子裏,吃了一碗豆湯和半斤永昌烙餅。吃飽後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館,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館的館長辦公室,堵住了一個剛巧從辦公室裏出來正在鎖門要走的女幹部。

  女幹部聽了我要找的人,有幾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爲何來,連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證,表示我是從北京來的是安大夫女兒的同學,到這兒是來找安心的——您知道他們現在住到哪兒去了嗎?

  那女幹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證,還對了對我和身份證上的照片是否同爲一人。我的身份證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來的北京回音讓她消解了懷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讓我滿意。

  “你找安大夫對吧,他們搬走了。他愛人也不在我們館裏工作了。”

  “什麼時候走的?”

  “走了……有好幾個月了吧。”

  “他們去哪兒了?”

  “這我不清楚,好像是離開清綿到別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不清楚,沒有跟我們講。”

  女幹部把身份證塞還給我,行se匆匆地走了。我疲憊地站在樓道裏,心裏空空的。安心在清綿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線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們身邊,他們應該都知道女兒的行蹤。

  我再次走出文化館的這幢小樓,站在街上發呆,我的整個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沒有了前進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無目的地再次從縣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沒有再去敲門,而是沿著院子後面那種滿了高大筆挺的禿杉樹的山坡,沿著那山坡上一條殘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會夢見的那片山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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