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東方迪姆虎——來自華盛頓的報告第7章上一小節]伏下身細細地察看著海因霍外吐的
尖，扭頭對維塔利吩咐道：“檢查胃部和食管。”
維塔利從托盤中握起一把小巧的長柄手術刀，動作娴熟地把刀尖
進死者的喉嚨，然後輕輕向下劃去。鋒利的刀刃像耕翻泥土的鐵犁在褐
的皮肉上犁開一條深深的豁口，一堆汙紅複雜的內髒和濃烈的腥臭湧出腹腔。
特納離開解剖臺走到窗前，避開血淋淋的器官和令人作嘔的氣味，點燃一支煙默默地吸著。
“找到了！”背後傳來維塔利·貝特姆驚喜的喊聲。
特納忙轉身，見化驗室主任正用沾滿汙血的手指捏著一個黑的物件。他一眼就認出來，這是一卷微型錄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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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7時30分。
當“公司”的男女“職員”通過道道哨卡走進各自辦公室時，“老板”特納卻離開蘭利大樓，開著自己那輛安有防彈玻璃和高頻無線電話的卡迪拉克寬
轎車直奔華盛頓市區。
半個小時前，他聽完海因霍帶回來那卷微型錄音帶，立即撥通了布熱津斯基家中的電話，直截了當地提出要見總統。
“什麼事？”布熱津斯基口齒不清地問，顯然他不是在刷牙就是在吃早餐。
“海因霍回來了。”
“哪個海因霍？”
“被謀殺的駐伊朗武官。”對方的健忘和冷漠使特納很不快。
“哦，好吧。我會在今天的《每日簡訊》中把這個消息報告總統。再見。”布熱津斯基急于想挂斷電話。《每日簡訊》是由他每天組織編發的一種高度機密的文件，在白宮中只有五個人能看到這份文件：總統、副總統、
務卿、防部長和家安全顧問本人。
“不，我想馬上見到總統。”特納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要求。
“有這個必要嗎？”安全顧問的語調中已露出明顯的不悅。
“事關總統的安危和美利堅的榮譽。”他想了想，索
亮出底牌：“有人要在美刺殺來訪的中高級領導人。”
布熱津斯基沈默稍許，總算答應了：“好吧，請你稍等，如果總統同意我會立即通知你。”
特納剛吃罷一杯牛
和兩片三明治，安全顧問便打來電話，讓他馬上趕到白宮西側的藍廳。
轎車沿帕塔克森河邊的便道行駛了幾分鍾，便拐上了9號高速公路。正是上班的高
時間，公路上各種汽車像奔騰的洪
川流不息。特納瞅准空子搶先沖上右邊道，將車速加到一百邁。打年輕時他就喜歡開快車，只要握住方向盤他就不能容忍任何一輛汽車超過自己。他這種爭強好勝的格也表現在生活的每個方面，也許正是這一點才使得同樣肩負家安全使命的布熱津斯基對他總心懷戒意，頗無好感。一想到家安全顧問那張
沈幹瘦的面孔，特納心中就感到極不舒服。他在蘭利大樓已經幹了一年多，竟然沒有單獨見過一次總統。這在曆屆中情局長中都是絕無僅有的，原因就是布熱津斯基在從中作梗，百般阻撓。特納不明白他爲什麼不願意讓自己接近總統？又爲什麼對自己如此不滿？作爲在軍界拼搏了幾十年的海軍上將，他以前從沒與布熱津斯基共過事，更無任何恩怨，當初如果不是得到布熱津斯基的支持——至少是默許，他也當不上中央情報局的局長。問題就在于他當上局長後對家安全顧問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感激和恭敬，相反，卻時常同這位頂頭上司的指示和主張分庭抗禮，背道而馳。
1977年2月，卡特上任伊始，便面臨著一項重大的外交決策：同巴拿馬共和政府就巴拿馬運河問題重開談判。在研討對策的內閣會議上，布熱津斯基堅持仍實行“以火滅火”的高壓政策，加強巴拿馬運河的美軍防衛力量，以打擊在這個地區日益高漲的反美勢力。特納卻當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見解：主張采取“以滅火”的綏靖策略。他曾以美海軍特種艦隊司令官的身份在靠近巴拿馬城的巴拿馬運河南口駐守過三年，對運河兩岸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他認爲如果繼續推行高壓政策只能加劇巴拿馬政府和民衆的反抗情緒，巴拿馬人很可能會像越南人那樣發動遊擊戰。而長達五十一英裏的巴拿馬運河到
是可怕的叢林地帶，在這種地區先進的武器設備很難發揮應有的威力，尤其是閘系統的脆弱更爲嚴重，只要對其任何一個部位的機械部件輕微損傷都可以迫使它停止運轉，造成全線堵塞。要對付遊擊戰，保證運河暢通，美至少要向運河沿線再運送20萬軍隊，即使付出這樣沈重的代價也不一定獲得成功。
特納的主張得到了務卿萬斯、防部長布朗的贊同。
布熱津斯基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進行反駁。
雙方辱槍劍，你來我往，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最後，輪到總統拍板了。他環顧全局，前思後想，竟然把籌碼壓在了特納一方：決定廢除1923年的美巴不平等條約，同巴拿馬政府就運河問題簽定一個互益互利、平等友好的新條約。出人預料的是，這個新條約上報會後，競一帆風順獲得通過。
這件事對特納並算不得什麼勝利和榮耀，但對布熱津斯基來說卻是跌了一個小小的面子。難道他會爲這件小事耿耿于懷，有意和自己過不去？如果這樣那這位堂堂的家安全顧問就太有點小肚
腸了。特納不願這樣想，卻又總忍不住這樣想。他希望自己的猜測僅僅是一個誤解。他也明白布熱津斯基這樣做肯定得到總統的暗示和默許。別看總統在巴拿馬問題上采納了自己的建議，但他和布熱津斯基一樣在骨子裏對自己總懷有一種戒意和偏見，從未把自己這個中情局長看成是“總統班底”的成員。這並不奇怪，當初卡特入主白宮時提名任命的中情局長並不是特納，而是蔡金·索倫森。此人1928年10月生于內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他的父
老索倫森和著名的肯尼迪家族是世交。1953年索倫森大學畢業後便成爲當時會中最年輕的參議員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的合作者。1962年肯尼迪擊敗對手約翰遜接任總統，組閣配班，論功行賞，被稱爲競選班于中“特德”的索倫森當上了“總統特別顧問”和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成爲白宮和蘭利大樓的核心人物。不料好景不長，數月後肯尼迪在達拉斯被謀殺，中央情報局局長小弗蘭克·g·威斯納因涉嫌此案自殺身亡，副局長索倫森也被迫辭職，跑到紐約辦了份《星期六評論》周刊，從此退出政界，銷聲匿迹。誰也沒有料到，1976年聖誕節前一天，新總統入主白宮不滿一星期，吉米·卡特突然向記者宣布：他將任命索倫森爲“中央情報局局長”。這一決定不僅使輿論界嘩然，也震動了會山。參、衆兩院議員紛紛指責新總統的任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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