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早就知道錢已寄出，但此刻這咚咚的腳步聲，使我立刻明白：這筆錢已經寄到。戴克揮舞著手上的信封，沖進我的辦公室。“錢來啦！錢來啦！我們發財啦！”
他一下撕開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支票，輕輕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們用贊美的目光欣賞著它。斯泰發明保險公司寄來了2萬5000美元！這一天是聖誕節。
德裏克·道根仍舊拄著拐杖，行動不便，我們便帶著支票匆匆趕到他家。他在我們指明的地方簽了名。我們按比例分了這筆錢。他得了16667美元，我們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複印、郵費、電話費這樣一些零碎的開支，雖然多數律師在結案時都要這樣從委托人身上榨取一點小油
，但我沒有同意。
我們向他道了再見，祝他早日康複，並且對這令人痛心的車禍整個
理過程，盡量裝得有點兒沮喪和不快。但要完全抑製住內心的喜悅卻很難。
我們決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錢則放在事務所留作平時的開銷，來來幾個月我們的日子肯定不會有多大轉機。我們用事務所的公款，在東孟菲斯一家豪華飯店美美地吃了一頓午飯。事務所現在有一張金卡，這張信用卡是一家膽大妄爲的銀行發放的，我的律師身份顯然給了他們深刻印象。以前申請破産時的種種問題，不請自來地在我腦海裏盤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約定：不經兩人一致同意，決不使用這張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買了一輛車。這當然不是一輛新車，但卻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決之後我一直夢想的那種車。這是一輛1984型的沃爾沃名牌轎車，藍
的車身，四速，裝有超速檔，才開了12萬英裏，車況極佳。3000美元買一輛沃爾沃，並不算貴。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銀行家，他喜歡
自伺候自己開的車。
我本來曾想買輛新車，但因此要背一屁
債，這我可是想也不願想。
這是本律師用的第一輛汽車。那輛破豐田賣了300美元，我用這筆錢買了一部車用電話。魯迪·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就已經打定主意，不在本市過聖誕節。去年聖誕的記憶依然使我痛苦。我將獨自一人度過假日，幹脆離開孟菲斯，倒會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經提過一起過節的事，但他說得含含糊糊，沒有詳談。我對他說，我或許要去看望母。
母和漢克在不駕車外出旅遊的時候，把那輛該死的溫內貝戈旅行拖車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後面。我還沒有見過那座小屋，也沒有見過那輛溫內貝戈，而且也不想和漢克一起度過聖誕節。在感恩節後，母曾打來過一個電話，邀請我去和他們共度聖誕。可是她的口氣又是那麼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謝絕，對她說我實在是太忙，無法分身。我將給她寄一張賀卡。
我並不是不喜歡我的母。但我們已幾乎不再來往。我們之間的裂痕是慢慢擴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辭忘記。
據戴克介紹，司法系統于12月15日開始關閉，要等到過了新年才恢複辦公。在這期間，法官們既不開庭審案，也不舉行聽證會。各家事務所和他們的律師都忙于舉辦和參加晚會，以及員工午餐會。這正是我離開本市的大好時機。
我把布萊克檔案和幾件
服，放進我那閃閃發亮的沃爾沃名牌小車的行李箱，起動引擎上了路。我漫無目的地行駛在慢車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開到了雪花飄舞的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我睡在廉價的汽車旅館，吃快餐，一路上有什麼景就看什麼。一場冬天的暴風雪剛剛從北方大平原橫掃過來。道路兩側雪堆陡峭，白雪皚皚的草原萬籁俱寂，像是雲層從天上落到人問。
寂寞的道路，使我這孤獨的過客，精神抖擻，充滿了活力。
我最後到達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時，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頓可口的熱飯，然後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樣從一家商店鑽到另一家。聖誕期間一些正常的享受，我並不願意放過。
我腳踩積雪坐在公園裏一條冰冷的長凳上，聽著一支熱情洋溢的合唱隊大聲演唱的聖誕頌歌。在這偌大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個州。我喜歡這樣的自由。
吃了晚飯在旅館酒吧喝過幾杯以後，我撥通了馬克斯·勒伯格的電話。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繼續當他的終身法學教授。此後，我幾乎每個月都要打一次電話向他求教。他邀我來訪。我把大部分有關的文件、訴狀、書面咨詢和證詞，全部複印後寄給他。快寄郵包重達14磅，化了將近30美元。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來到了麥迪遜，從聲音可以聽出，馬克斯對此真高興。他是個猶太人，並不太在乎聖誕節，前幾天他在電話上還說過，這是幹工作的上佳時間。他給了我指示，何時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時，氣溫華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學院。大門洞開，但不見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辦公室恭候，我們聊了一小時，聊他記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這自然並不包括州大法學院。他這裏的辦公室很像他在那裏時的辦公室；雜亂無章，不幹不淨，牆上貼著政治上有挑釁意味的海報和招貼。他的外表也還是老樣子：蓬亂的頭發，牛仔褲，白運動鞋。腳上倒是穿著短襪，但這也只是因爲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奮，精力充沛。
我跟著他沿著走廊來到一個小小的研究班專用的房問。他打開門。房間中央的長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著我寄給他的文件。我們面對面坐下，他又從熱瓶中給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過6星期就要開庭。
“對方提過調解結案的建議嗎？”
“提過幾次。他們願付17萬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應。”
“這很不尋常，但我並不覺得奇怪。”
“爲什麼你不覺得奇怪？”
“因爲你揪住了他們的尾巴啦！他們要大暴露啦，魯迪。保險公司的欺詐案，我見過何止成千上萬，而這是最大的欺詐案之一。”
“還有別的問題呢。”我于是講了電話被竊聽的事，並且把證明德拉蒙德偷聽的情節告訴了他。
“這種事我以前也聽說過，”他說。“那是佛羅裏達的一樁案子，只不過原告律師是在開庭審理以後才檢查電話機的。他想做什麼，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這才引起了他的懷疑。而你們的情況卻完全不同。”
“他們一定是很害怕。”我說。
“他們不僅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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