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凱領著我爬上一段漆黑的樓梯去休息室。“當心腳下。”他說，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我們穿過幾道門才來到教堂的高壇。室內很暗，因爲到
都是睡覺的人，他們蜷縮在長椅上，打著鼾，長椅的底下也躺著人，母
盡量使孩子安靜下來。他們擠在坐席間的通道上，所以我們在向布道壇走去時真是舉步維艱，唱詩班的廂席也都讓這些人占滿了。
“能這樣做的教堂爲數並不多。”當我們站在祭壇桌子旁邊望著一排排的坐席長椅時他小聲對我說。
我可以理解他們爲什麼不願意這麼做。“如果趕上禮拜天怎麼辦？”我也小聲問他。
“那要看天氣情況，教士是我們的人。他有時會取消禮拜，也不會把這些人趕走。”
我不太明白“我們的人”是什麼意思，但我感到這不會是什麼俱樂部成員的意思。我聽到天棚在咯吱咯吱地響，我意識到我們上面還有一個u型的樓廳。我眯起眼睛又凝視著一群人在長椅的上上下下躺著。莫迪凱也在看著。
“有多少人……”我喃喃地自語道，沒辦法不去想這些事。
“我們從不去查數，只是讓他們吃上飯，有個地方避難。”
一陣風吹來，把窗子吹得直響，這裏要比地下室冷多了。我們踮起腳從人的身
上一點一點邁過去，從風琴邊上的一扇門穿過，離開了。
已經接近十一點了，地下室裏還是擁擠不堪，但是排隊領湯的人已沒有了。“跟我來。”莫迪凱說。
他拿起一個塑料碗，端著讓一個志願服務者給他盛些湯。“讓我看看你的湯做得怎麼樣。”他笑著說。
他坐在一群人圍坐的折疊桌旁，臂肘和那些流
漢都碰到一起，一邊吃著，一邊談笑著，好像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我可不行。我也喝著湯，多利小
的手藝可真不錯，湯的味道很好。但是我總也不能忘記這樣的事實：我，邁克爾·布羅克，一個盂菲斯和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又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大廈任職的富裕的白人，現在竟坐在特區西北中部的一個教堂的地下室裏，同無家可歸的流漢在一起，我也曾見過一個白人面孔，是個中年人，一個醉鬼，他吃完後就不見了。
我可以肯定，我的汽車准早已不見了。這樣的天我在外面待上五分鍾都受不了，不過我向莫迪凱保證過，我要同他在一起堅持到底。什麼時候離開，怎麼離開，都由他說了算。
“這湯真不錯。”他說，“湯的味道，”他解釋說，“各有不同，就看你放什麼材料，而且做法各地也不一樣。”
“我前幾天在瑪撒餐桌那兒吃的是面條。”坐在我右邊的一個人說道，他的臂肘幾乎碰到了我的碗。
“面條？”莫迪凱問道，他裝作不信的樣子，“你的湯裏還有面條？”
“是的，一般一個月左右吃一次面條，當然現在許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所以，擠上餐桌並不容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閃現出一絲喜悅。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爲沒能得到一頓可口的施舍而感到悲哀讓我感到有點滑稽。擠上餐桌可不容易，從喬治頓的朋友那裏我聽到過多少次這樣的話？
莫迪凱笑了。“你叫什麼名字？”他問這個人。我知道莫迪凱總是把名字和容貌一起記住，他所愛護的這些無家可歸者並不僅僅是難民，他們是他的人。
我自然還有一種好奇心，那就是這些人是如何成爲無家可歸的。我們龐大的社會救助系統中出現了什麼問題，竟使這麼多的人夜宿大橋下面？
“德拉諾。”他回答說，一邊大聲地嚼著嘴裏的芹菜。
“德拉諾？”莫迪凱說。
“德拉諾。”那個人又重複一遍。
“那麼你姓什麼呢？”
“沒有姓，太窮了。”
“你的名是誰給你取的？”
“我
取的。”
“你多大的時候她給你取的名？”
“大概是五歲吧。”
“爲什麼取德拉諾這個名字呢？”
“她生了個孩子總是哭個沒完，吵得別人睡不了覺，我就給她喂了些德拉諾牌管道疏通劑。”他一邊講著這個故事，一邊攪動著湯。他的這個故事編得挺好，表演得也不錯，可是我根本就不信。但別的人都聚精會神地聽著，德拉諾本人也很得意。
“後來這個孩子怎麼樣了？”莫迪凱問，挺樂意逗這個直爽的家夥。
“死了。”
“那他就該是你的兄弟了。”莫迪凱說。
“不，是
。”
“我聽出來了，是你害死了你的。”
“是的，不過從那以後我們可以安穩地睡覺了。”
莫迪凱朝我臍擠眼，似乎他也曾聽過類似的故事。
“你住在哪兒，德拉諾？”我問道。
“就住在這兒，特區。”
“你在哪兒過夜？”莫迪凱問道，糾正了我的問法。
“哪兒都可以過夜，這兒啦，那兒啦都行，我認識不少闊太太，她們常常付給我錢讓我同她們做伴。”
在德拉諾旁邊的兩個人聽了感到很好笑，其中一個在竊笑，而另一個則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你從哪兒拿到你的郵件？”莫迪凱問道。
“郵局。”他回答說。德拉諾對任何問題都是反應敏捷，回答迅速，所以我們就不再問了。
多利小回到廚房後就爲我們這些志願服務者准備咖啡。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找地方安睡下來。
我和莫迪凱在已經熄了燈的廚房裏，坐在餐桌邊上，一邊喝咖啡，一邊透過付飯窗口看著那些人。“你什麼時候睡覺？”我問道。
他聳聳肩：“那要看情況。屋裏一下子住了二百多人，常常會有事的，如果我在這兒，教士會放心一些。”
“在這兒待一夜？”
“這樣的情況我經曆得多了。”
我不想睡在這些人中間，沒有莫迪凱保護我，我也不想離開這所建築。
“你願意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他說，離開可能是我有限的選擇之中最糟的。半夜時分，又是周五的夜裏，在特區的街上，一個白人青年，一輛漂亮的汽車，不管下雪與否，我不希望我的優勢在這兒得到顯示。
“你有家庭吧？”我問道。
“有，我的妻子在勞動部門當秘書，有三個兒子。一個在上大學，一個在軍隊。”他還沒說出第三個兒子聲音就有些變了，我沒想問下去。
“還有一個在十年前死在了街頭，是一夥歹徒幹的。”
“我很抱歉。”
“你呢？”
“結婚了，但沒有孩子。”
這幾個小時裏我才第一次想起克萊爾，如果她知道我現在在哪兒，她會如何反應？我們兩人誰都沒有時間參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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