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規訓與懲罰第一章 犯人的肉體上一小節]次擊鼓時，他們必須
去
服，第二次擊鼓時，必須上
就寢。看守鎖好牢門，在走廊巡視，確保秩序和肅靜”（faucher，274～282）。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次公開
決和一份作息時間表。它們懲罰的不是同一種罪行或同一種犯人。但是它們各自代表了一種懲罰方式。其間相隔不到一個世紀。但這是一個時代。正是在這段時間裏，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
，整個懲罰
製在重新配設。這是傳統司法“醜聞”疊出、名聲掃地的時代，也是改革方案紛至沓來、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出現了一種新的有關法律和犯罪的理論，一種新的關于懲罰權利的道德和政治論證；舊的法律被廢棄，舊的慣例逐漸消亡。各各地紛紛醞釀或製定“現代”法典：俄在1769年，普魯士在1780年，賓夕法尼亞和托斯坎尼在1786年，奧地利在1788年，法在1791年、共和4年、1808年和1810年。這是刑事司法的一個新時代。
在衆多變化中，我將考慮的是這樣一種變化：作爲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們可能對此不以爲然。但在當時，或許這曾引發了無數慷慨激昂的華麗文字，或許這曾被人興奮地大肆渲染爲“人
勝利”的進程，從而無須更深入地分析。再者說，與重大的製度改造、明確統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製定相比，與普遍采用陪審團製度、確定刑罰的質以改造教養爲主以及自19世紀起愈益明顯的因人量刑的趨勢相比，這種變化又算得了什麼？不那麼直接的肉懲罰，在製造肉痛苦的技術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溫和的折磨，這些不應被視爲更深刻變化的一個具例子、一種附帶的結果嗎？但是，畢竟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幾十年前，對肉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烙印、示衆和暴屍等現象消失了，將肉作爲刑罰主要對象的現象消失了。
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
森的懲罰盛會雖然在各地還時而零星地出現，但畢竟在逐漸消逝了。在這種轉變中有兩個進程。它們不是同步的，而且原因各異。第一個進程是作爲公共景觀的懲罰消失。懲罰的儀式因素逐漸式微，只是作爲新的法律實踐或行政實踐而殘存下來。公開認罪在法于1791年首次廢除，後來雖曾有過短暫的恢複，但在1830年被再次廢除。示衆柱刑在法于1789年廢除，在英于1837年廢除。在奧地利、瑞士以及美的一些州，如賓夕法尼亞，曾使用囚犯從事公益勞動，如清掃城市街道、修整公路。這些身穿囚、剃了光頭的犯人“被帶到公衆面前。對這些懶漢和惡棍的嘲弄，常常激怒他們。他們很自然地會對挑釁者進行瘋狂的報複。爲了防止他們以牙還牙，給他們戴上鐵頸圈和腳鐐，上面還綁著炸彈。他們拖著鐵鏈，從事丟人現眼的雜役。警衛縣挎刀劍、短論和其它武器進行監督”（robertvaux：《短論集》，（轉引自teeters，1937，24）。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各地實際上廢除了這種做法。在法，公開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續到1831年，並受到激烈的批評。雷阿爾（real）指責說，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場面”。這種做法最終在1848年4月被廢除。以往用鐵鏈拴成的囚犯隊伍跋涉整個法，遠至布雷斯特和土倫。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顯眼的黑
囚車。懲罰逐漸不再是一種公開表演。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種戲劇因素都逐漸減弱了，仿佛刑罰儀式的各種功能都逐漸不被人理解了，仿佛這種“結束罪惡”的儀式被人們視爲某種不受歡迎的方式，被人們懷疑是與罪惡相聯的方式。在人們看來，這種懲罰方式，其野蠻程度不亞于，甚至超過犯罪本身，它使觀衆習慣于本來想讓他們厭惡的暴行。它經常地向他們展示犯罪，使劊子手變得像罪犯，使法官變得像謀殺犯，從而在最後一刻調換了各種角，使受刑的罪犯變成憐憫或贊頌的對象。早在1764年，貝卡利亞（beccaria）”就指出：“極其恐怖的謀殺被人們不動聲地、若無其故地重演著”（beccaria，101）。公開決此時已被視爲一個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爐。
因此，懲罰將愈益成爲刑事程序中最隱蔽的部分。這樣便産生了幾個後果：它離了人們日常感受的領域，進入抽象意識的領域；它的效力被視爲源于它的必然，而不是源于可見的強烈程度；受懲罰的確定，而不是公開懲罰的可怕場面，應該能夠阻止犯罪；懲罰的示範力學改變了懲罰機製。結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與其實踐相連的暴力而承擔社會責任。如果它過于強硬，開了殺戒，這也不是對本身力量的贊頌，而只是它的一個因素，是應該予以容忍的，也是很難說清的。責難被重新分攤。在懲罰景觀中，從斷頭臺上彌散出一種混合的恐怖，把劊子手和罪犯都籠罩起來；這種恐怖總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恥辱轉換成憐憫或光榮，而且還常常把劊子手的合法暴力變成恥辱。現在，恥辱和目光的分布與以前不同了。定罪本身就給犯罪者打上了明確的否定記號。公衆注意力轉向審訊和判決。執行判決就像是司法羞于加予被判刑者的一個補充的羞辱。因此，司法與執行判決保持著距離，將這種行動委托他人秘密完成。被懲罰是很丟人的，而實施懲罰也不光彩。這樣，司法就在自身和它所施加的懲罰之間建立了一個雙重保護系。執行刑罰的人往往成爲一個獨立部門；由于官僚機構對刑罰過程的掩蓋，司法就逃了有關責任。法的情況十分典型。長期以來，監獄管理應該是內務部的責任，苦役犯監獄、苦囚船和罪犯殖民地的勞役管理則是海軍部和殖民地部的責任。除了這種角分配，還有一種理論上的遁詞：不要以爲我們法官有意懲罰才做出判決，這些判決的目的是使人改邪歸正、“治病救人”；在刑罰中，有一種勸惡從善的技術壓倒了純粹的贖罪，同時也使執行有損身份的懲罰任務的官員得到寬慰。在現代司法和執行司法者中有一種羞于懲罰的氣氛。當然這並不排除偶爾有激烈的情緒。這種羞愧感在不斷增強。由于這種心理創傷，心理學家和輔助道德矯正的公務員的數量急劇增多。
因此，公開決的消失就不僅標志著這種場面的衰落，而且標志著對肉控製的放松。1787年，本傑明·魯思（ben－jaminruth）在“促進政治研究會”上說：“我僅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絞刑架、示衆住、斷頭臺、鞭答和裂屍刑輪這些刑罰史上的東西都被視爲野蠻時代和野蠻家的標記，理和宗教對人們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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