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法
大革命爲止，刑罰的基本形式是由1670年法令規定的。該法令規定了下列刑罰等級：“死刑、拷問、苦役、鞭刑、公開認罪、放逐”。肉
懲罰占的比重極大。習俗、犯罪
質、犯人的身份也都在考慮之中。“極刑包括許多種類：對有些犯人可直接
以絞刑，對有些犯人則先斷手或割
，再送上絞架；對重罪犯人有些可用刑輪裂肢折磨至死，然後再肢解軀幹，有些則在死前肢解軀幹，有些可先絞死再車裂，有些可燒死，有些則先絞死再焚屍，有些可用四馬分屍，有些可斬首，有些可擊碎其頭。”（soulatges，169～171）。蘇拉日（souatges）還順帶補充說，在該法令中，還有一些較輕的刑罰未被提及，如滿足受害者的要求、警告、正式申斥、短期監禁、行動限製以及錢財上的懲罰——罰款或沒收。
然而，我們絕不應産生誤解。在這個恐怖武庫與日常刑罰實踐之間，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公開的酷刑和決絕不是最常見的懲罰形式。在今天看來，古典時期刑罰實踐中的死刑判決比例似乎很高。1775一1785年間，在沙特萊（chatelet）要塞門）的判決中，有將近百分之十是死刑，包括車裂、絞刑和火刑。弗蘭德（flander）最高法院在1721年一1730年間共做出260項判決，其中有39項死刑判決（在1781～1790年間的500項判決中有26項死刑判決。——見dautriourt）。但是，不應忘記，法庭有許多放寬刑罰的辦法，或者拒絕追究會受到過于嚴厲懲罰的罪行，或者修改犯罪的定義。有時，王也指示，對某個嚴峻的法令不要過于認真地執行（舒瓦瑟爾論1744年8月3日關于流
漢的公告——choiseul，128～129）。總之，大多數的判決是放逐和罰款。像沙特萊要塞（只理較重的犯罪）這樣的法庭，在1755年一1785年間做出的判決，多半是放逐。但是，這些非肉懲罰常常附加著其他懲罰，後者包括程度不同的酷刑：示衆、上預手枷、戴鐵頸圈、鞭答、烙印。凡是判做劃船苦工的男人或判幽閉在醫院裏的女人，都附加這些懲罰。放逐之前往往先示衆和打烙印，罰款有時也伴隨鞭答。不僅在那種莊嚴的死刑中，而且在這些附加的刑罰中，酷刑都顯示出自己在刑罰中的重要地位：凡是稍微重要的刑罰必然包含著一種酷刑或肉刑的因素。
何謂“肉刑”（supplice）？若古（jaucourt）“在《百科全書》的辭條中解釋：“引起某種令人恐懼的痛苦的肉懲罰。”他補充說：“這是人的想像力所創造的一種令人費解的極其野蠻和殘酷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確令人費解，但並非反常，也並非原始。酷刑是一種技術，它並非一種無法無天的極端狂暴表現。懲罰要成爲酷刑的話，必須符合三條基本標准：首先，它必須製造出某種程度的痛苦，這種痛苦必須能夠被精確地度量，至少能被計算、比較和劃分等級。其次，死刑也是一種酷刑，因爲它不僅剝奪了人的生存權，而且它也是經過計算的痛苦等級的頂點，它包括從斬首（這是將全部痛苦化簡爲在一瞬間完成的一個行爲——這是零度的酷刑），絞刑、火刑和輪刑（這些都延長了痛苦），到肢解活人（這種方法使人的痛苦達到極點）。最後，極刑是一種延續生命痛苦的藝術，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製造“最精細劇烈的痛苦”。酷刑是以一整套製造痛苦的量化藝術爲基礎的。不僅如此，這種製造痛苦的活動還是受到調節的。酷刑將肉效果的類型、痛苦的質、強度和時間與罪行的嚴重程度，罪犯的特點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地位都聯系起來。製造痛苦有一套法律准則。在用酷刑進行懲罰時，絕不會不加區別地同等地對待肉。人們會根據具的規則進行計算：鞭答的次數、打烙印的位置，在火刑柱或刑輪上製造死亡痛苦的時間（由法庭決定，罪犯應被即刻死還是慢慢死，在何表現恻隱之心），投殘身的方法（斷手或割嘴、割舍）。這些各種不同的因素擴大了懲罰方式，並根據法庭情況和罪行而加以組合。正如羅西（rossi）所形容的：“但丁的詩進入了法律”。總之，這是肉刑罰知識中一門需要長期學習的課程。
其次，酷刑應成爲某種儀式的一部分。它是懲罰儀式上的一個因素，必須滿足兩個要求。它應該標明受刑者。它應給受刑者打上恥辱的烙印，或者是通過在其身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過酷刑的場面。即使其功能是“清除”罪惡，酷刑也不會就此罷休。它在犯人的身周圍，更准確地說，是在犯人的身上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記。無論如何，人們都不會忘記示衆，戴枷受辱，酷刑和曆曆在目的痛苦。
第三，從規定酷刑的法律的角度看，公開的酷刑和死刑應該是引人注目的，應該讓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幾乎是一場凱旋儀式。它所使用的過分的暴力是造成它的榮耀的一個因素。罪人在受刑時呻吟哀嚎，這種情況並不是令人難堪的副作用，而恰恰是伸張正義的儀式。因此，甚至在人死後仍施加酷刑，如焚屍揚灰，暴屍囚籠和懸屍路旁，也是十分正常的了。即使已沒有任何痛苦了，司法正義仍對犯人的身緊追不舍。
“司法酷刑”這個詞並不涵蓋一切肉懲罰。它是一種有差別的痛苦製造方式，一種標明受刑者和現懲罰權力的有組織的儀式。它並不表明法律系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失去控製。在“過分的”酷刑中，包含著一整套的權力經濟學。
受刑的肉首先被納入法律儀式中，而這種儀式應該産生並向一切人展示罪行的真相。
除了英這一明顯的例外，在法以及多數歐洲家，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包括最後的判決，始終是秘密進行的，也就是說，不僅對于公衆，而且對于被告都是不透明的。這～過程是背著被告，至少是在他對指控或證據茫然不知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刑事司法的程序中，了解案情是檢察官的絕對特權。按照1498年的法令，先期調查應“盡可能地認真而秘密地”進行。1670年法令肯定並在某些方面強化了前一時期的嚴厲。按照這項法令，被告不能接觸有關本案的材料，不能知道原告的身份，在反駁證人以前不能知道證據的情況，直到最後審判前不能利用書面證詞，不能有律師確保案件審理的合理或在主要問題上參與辯護。初審司法官則有權接受匿名的告發，對被告隱瞞這種情況，懷著疑心並使用各種巧妙的方式來訊問被告、捕捉被告的漏洞。（直至18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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