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曹溪切傳》
精溪大師別傳蔔卷，中
已無傳本。此本是日本所傳，收在《續藏經》二編乙，十九套，第五冊，負四八三——四八八。有日本增祖芳的書後雲：
昔于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囊古傳教大師從車後手寫官歸，鎮藏教嶽。·，二·，·傳末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半，天臺最澄封”之字記搭朱印三個，刻“比教寺印”四字。負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已面也。大師（意能）遷寂乃唐先天二年，至于貞元十九年，得九十一年。謂《壇經》古木湮滅已久；世流布本，宋後編修；諸傳亦非當時撰。唯此傳去大師謝世不遠，可謂實錄也，而與諸傳部壇經》異也。……惜乎失編者之名。考《請來進官錄》曰“曹溪大師傳蔔卷”是也。
寶曆十二年壬午。（乾隆二十七年，西曆一七六二年。）
祖芳此序頗有小錯誤。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末，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先天二年（七一三）至貞元十九年，得九十年。此皆計算上的小誤。最可怪者，據帳教大師全集》別卷所收的僻山大師傳》，最澄人唐，在貞元二十年；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臺。如何能有“貞元十九，二月十九日華，天臺最澄封”的題記？
祖芳又引最澄《請來進它錄》有《曹溪大師傳》一卷。今檢《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全集卷四）有兩錄，一爲《臺州錄》，一爲《越州錄》。《曹溪大師傳》一卷乃在《越州錄》之中。《越州錄》中經卷皆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所抄寫，更不會有“天臺最澄”的題記。
然祖芳之跋似非有心作僞。按《臺州錄》之未有題記，年月爲
大唐負元貳拾壹年歲次乙酉貳月朔辛醜拾改日乙未
大概祖芳一時記憶有誤，因“二月十九日”而誤寫二十一年爲“十九年”，又誤記“天臺”二字，遂使人生疑了。
我們可以相信此傳是最澄于貞元二十一年在越州抄寫帶回日本的本子。（連接，《宋僧傳》甘九，天臺道遺傳記載最澄在天臺的事，也說是負無二十一年，即順宗永貞元年。德宗崩在正月。是年八月始改永貞。）以下考證此傳的著作時代及其內容。
此傳作者不知是誰，然可以考定他是江東或浙中的一個和尚，其著作年代爲唐建中二年（七八一），在慧能死後六十八年，傳中有雲：
大師在日，受減開法度人、十六年。先天二年聖子歲滅度。至唐建中二年，許當七十一年。
先天二年至建中二年，只有六十八年。但作者忽用建中二年爲計算年數的本位，卻很可注意。 日本忽滑谷快天先生（價學思想文》 上，三八二）說此句可以暗示《別傳》
稿在此年。忽滑谷先生的話甚可信，我可以代化添一個證據。此傳說慧能臨死時，對門人說一則“懸記”（預言）：
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專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
七十年後的預言，與後文所記“至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正相照應。作傳的人要這預言驗在自己身上，卻不料因此暗示成書的年代了。大概作者即是預言中的那位“出家菩薩”，可惜他的姓氏不可考了。
何以說作者是江東或浙中的和尚呢？因爲預言中說是“東來菩薩”，而此本作于建中二年，到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人＊五）最級在浙中按得比傳時不過二十四年，當時寫本書流傳不易，抄書之地離作書之地未必甚遠；且越州、臺州也都在東方，正是東來菩薩的家鄉。
最可注意的是《壇經》明藏本（《縮劇藏經》“騰”一）也有東來菩薩的懸記，其文如下：
吾去七十年，有、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統緝伽藍，昌隆法嗣。
此條懸記，今本皆已刪去，推明藏本有此文。明藏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的改本。契嵩的《譚津文集》中有郎待郎的《六祖法寶記敘》，說契嵩得曹溪古本《壇經》校改俗本，勒成三卷。契嵩居杭州，也在浙中，他所得的“曹溪古本”大概即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故有七十年的懸記。
近年《壇經》的敦煌寫本出現于倫敦，于是我們始知道契嵩所見的“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的俗本乃是真正古本，而契嵩所得古本決不是真古本。試即舉慧能臨終時的“七十年”懸記爲例，敦煌寫本即無此文，而另有一種是記，其文如下：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
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徐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不合轉。”
此懸記甚明白，所指即是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神會滑臺之會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是慧能死後二十年。此條懸記可證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出于神會或神會一系之手，其著作年代在開元二十年以後。神會建立南宗，其功績最偉大。但九世紀以下，禅宗大師多出于懷讓、行思兩支，漸漸都把神會忘了。契嵩之時，神會之名已在若有若無之間，故二十年的懸記已不能懂了。所以契嵩采取精溪大師傳》中的七十年懸記來替代此說。但七十年之記更不好懂，後來遂有種種猜測，終無定論，故今世通行本又把這七十年是記全刪去了。
然而敦煌本的二十年後的是記可以證 《壇經》 最古本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曹溪大師別傳》的七十年後的懸記和建中二年的年代可以證此傳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而契嵩改本的收入七十年的是記又可以證明他所依據的“曹溪古本”正是這部《曹溪大師別傳》。
我們試取敦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比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比敦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我另有《壇經》敦煌本考證）。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分是宋以後陸續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采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今依明藏本的次第，列表如下：
一、行由第一自“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以下至印宗法師講《涅集經》，惠能說風幡木動是心動，以至印宗爲惠能剃發，惠能于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此一大段，約四百煉字，敦煌本沒有，是來自《曹溪大師別傳》的。
二、機緣第七劉志略及其姑無盡藏一段，敦煌本無，出于《別傳》。
又智隍一段，約三百五十字，也出于《別傳》的烤禅師一段，但改提爲智隍，改大榮爲玄策而已。
三、頓漸第八神會一條，其中有一段，“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約六十字，也出于《別傳》。
四、宣诏第九全章出于《別傳》，約六百多字，敦煌本無。但此章刪改最多，因爲《別傳》原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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