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說的“哲學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乃是兩種因素的産物:一種是傳統的宗教與倫理觀念,另一種是可以稱之爲“科學的”那種研究,這是就科學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的。至于這兩種因素在哲學家的系中所占的比例如何,則各個哲學家大不相同;但是唯有這兩者在某種程度上同時存在,才能構成哲學的特征。
哲學這個詞曾經被人以各種方式使用過,有的比較廣泛,有的則比較狹隘。我是在一種很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現在就把這一點解釋一下。
哲學,就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來說,乃是某種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的東西。它和神學一樣,包含著人類對于那些迄今仍爲確切的知識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學一樣是訴之于人類的理而不是訴之于權威的,不管是傳統的權威還是啓示的權威。一切·確·切·的知識——我是這樣主張的——都屬于科學;一切涉及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條都屬于神學。但是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還有一片受到雙方攻擊的無人之域;這片無人之域就是哲學。思辯的心靈所最感到興趣的一切問題,幾乎都是科學所不能回答的問題;而神學家們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們在過去的世紀裏那麼令人信服了。世界是分爲心和物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心是什麼?物又是什麼?心是從屬于物的嗎?還是它具有獨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沒有任何的統一
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著某一個目標演進的呢?究竟有沒有自然律呢?還是我們信仰自然律僅僅是出于我們愛好秩序的天
呢?人是不是天文學家所看到的那種樣子,是由不純粹的碳和
化合成的一塊微小的東西,無能地在一個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著呢?還是他是哈姆雷特所看到的那種樣子呢?也許他同時是兩者嗎?有沒有一種生活方式是高貴的,而另一種是卑賤的呢?還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屬虛幻無謂呢?假如有一種生活方式是高貴的,它所包含的內容又是什麼?我們又如何能夠實現它呢?善,爲了能夠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須是永恒的嗎?
或者說,哪怕宇宙是堅定不移地趨向于死亡,它也還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嗎?究竟有沒有智慧這樣一種東西,還是看來仿佛是智慧的東西,僅僅是極精煉的愚蠢呢?對于這些問題,在實驗室裏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學都曾宣稱能夠做出極其確切的答案,但正是他們的這種確切才使近代人滿腹狐疑地去觀察他們。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如果不是對于它們的解答的話,——就是哲學的業務了。
你也許會問,那末爲什麼要在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上面費時間呢?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以一個曆史學家的身分來回答,也可以以一個面臨著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個人的身分來回答。
曆史學家所作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將在本書內提出來。自從人類能夠自由思考以來,他們的行動在許多重要方面都有賴于他們對于世界與人生的各種理論,關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的理論。這一點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時候是同樣地真確。要了解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我們必須了解它的哲學;要了解它的哲學,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學家。這裏就有一種互爲因果的關系,人們生活的環境在決定他們的哲學上起著很大的作用,然而反過來他們的哲學又在決定他們的環境上起著很大的作用。這種貫穿著許多世紀的交互作用就是本書的主題。
然而,也還有一種比較個人的答案。科學告訴我們的是我們所能夠知道的事物,但我們所能夠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們如果竟忘記了我們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們就會對許多極重要的事物變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學帶來了一種武斷的信念,說我們對于事實上我們是無知的事物具有知識,這樣一來就對于宇宙産生了一種狂妄的傲慢。在鮮明的希望與恐懼之前而不能確定,是會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沒有令人慰藉的神話故事的支持下,我們仍希望活下去的話,那末我們就必須忍受這種不確定。無論是想把哲學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忘卻,還是自稱我們已經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確鑿無疑的答案,都是無益的事。教導人們在不能確定時怎樣生活下去而又不致爲猶疑所困擾,也許這就是哲學在我們的時代仍然能爲學哲學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與神學相區別的哲學,開始于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在它經過了古代的曆程之後,隨著基督教的興起與羅馬的滅亡,它就又浸沒于神學之中。哲學的第二個偉大的時期自十一世紀起至十四世紀爲止,除了象皇帝弗裏德裏希二世(1195—1250)那樣極少數的偉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會支配著的。這一時期以種種混亂而告結束,宗教改革就是這些混亂的最後結果。第三個時期,自十七世紀至今天,比起前兩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來,更受著科學的支配;傳統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卻感到有給自己作辯護的必要了;而每當科學似乎是使改造成爲必要的時候,宗教信仰總是會被改造的。這一時期很少有哲學家在天主教立場上是正統派,而且在他們的思想裏世俗的家也要比教會重要得多。
社會團結與個人自由,也象科學與宗教一樣,在一切的時期裏始終是于一種沖突狀態或不安的妥協狀態。在希臘,社會團結是靠著對城邦的忠誠而得到保證的;即使是亞裏士多德(雖則在他那時候亞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爲過時的陳迹),也看不出任何其他
製能有更多的優點。個人自由因個人對城邦的責任而被縮減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在斯巴達,個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現在的德
或俄
一樣地少;在雅典,則除了有時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時代裏曾享有過不受
家所限製的極大的自由。希臘思想直到亞裏士多德的時代爲止,一直爲希臘人對城邦的宗教熱誠與愛
熱誠所支配;它的倫理
系是適應于·公·民·們的生活的,並且有著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內。當希臘人最初臣服于馬其頓人,而後又臣服于羅馬人的時候,與他們獨立的歲月相適應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適用了。這就一方面,由于與傳統斷絕而喪失了蓬勃的生氣,而另一方面又産生了一種更爲個人化的、更缺少社會
的倫理。斯多葛派認爲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種靈魂對上帝的關系,而不是公民對
家的關系。這樣他們便爲基督教准備了道路,因爲基督教和斯多葛主義一樣,起初也是非政治
的,在它最初的三個世紀裏,它的信徒們都是對政府毫無影響的。從亞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個半世紀裏,社會團結既不是靠哲學,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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